2010年11月你被联合国委任为青年捍卫者。三个月后，你出发进行环球宣传。你的目标是什么？

    此行既是为了推动国际青年年，也是为了我个人。在生活的某个时刻，让自己走出舒适区，离开那些熟悉的事物，通过别人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东西，是很重要的。生活在美国，我感到自己对世界其余各地所知甚少。作为青年先锋和一个人，假如没有亲眼目睹过，我从何而谈贫困；假如从未遇见过任何做出杰出事迹的青年，我也无法谈及青年人能取得的惊人成就。

在阿拉伯国家的动乱中，青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否改变了你对使命的看法？

    我环球宣传的第一站最初打算是突尼斯。而我打算出发的那天，正是动乱爆发的那天。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得不改变了行程。我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在问题加剧、成为动乱之前，设法说出这些问题。我现在在旅途中所能做的一件事，是去了解这些在底层涌动的问题，并使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

    这些年轻人的反应，是他们对有生以来经受的痛苦，及其家庭和父母承受一生的痛苦、战争和折磨的不满情绪的爆发。我认为他们并不想搞破坏。他们只是采用了他们唯一知道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但我更愿意寻求不同的和平的解决方式。我想提醒所有的年轻人想想马丁·路德·金、甘地和纳尔逊·曼德拉采取的方法。

    在今年二月菲律宾人庆祝和平革命（即结束了马科斯独裁统治的革命）25周年的那一天，我在当地。菲律宾的革命能够让妇女、孕妇和儿童参与，众志成城，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而没有人死亡。这才是我想要的那种革命。

在你的在线访谈节目《我要和莫妮卡说话》中，你强调互联网的力量赋予了青年们发言权。

    《我要和莫妮卡说话》的确是一个青年平台。它是我谈论被人们忽略了的事物的地方，我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这些事物。我也在那里采访名人、专家和我在世界上遇到的人们。

    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青年们，让他们发现自己敬仰的人拥有和自己相似的兴趣，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以及打破刻板印象。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采访了住在墨尔本公房里的一位穆斯林青年难民。她21岁，戴着面纱，完全否认关于穆斯林女性的古板成见，即她们依然受到压迫，没有发言权。

你在行程中遇见的青年是都一样呢，还是每个国家的青年都不相同？

    青年人其实很相似。（笑）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对世界时事非常了解。他们不得不这样，因为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的门前，他们可能在上学路上就会遇见。

    而在发达国家，有时我们可能会不太了解世界时事。我们往往身陷自己个人事务的漩涡中。

青年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最大的挑战是自尊，帮助青少年找到更好的自我感觉。自杀是一个大问题。

    而在孟加拉国，情况几乎相反。我采访的一个学生说：“当我们在这里为了生存而争扎的时候，发达国家的人们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认识到这些。”这句话真正振聋发聩。这说明了一切。

    青年们相同的一点是，每个青年都在寻找在这个世界上自己的位置。我试着向他们解释并说服他们，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来自什么宗教背景、拥有何种特权或处于何种劣势，他们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和潜力。我们都有需要克服的障碍。我们必须自己来克服这些障碍。而我们一旦克服了它们之后，重要的是去帮助解放世界上的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重点不是要改变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的重点可以只是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因为如果每个人专注于改变自己的社区或村庄，合起来我们就将改变整个世界。

国际青年年结束后，你还想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青年吗？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我打算把重点放在《我要和莫妮卡说话》上。我希望它能成为互联网上采用新技术的一个互动场所，并向电视平台发展。

    在我的演艺生涯中，我想演那些有助于加强和推动这一运动发展的角色。我认为，娱乐和艺术是加强任何信息的一个绝妙的方式。通常，当我和人们谈及他们为什么决定有所作为，他们为什么加入某个组织，他们为什么会热爱某一事物，他们往往会追溯至一本书或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因此，我想继续创造这种激发灵感的艺术机会。

卡捷琳娜·马可洛娃采访莫妮卡·科尔曼

• 国际青年年
  http://social.un.org/youth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