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与联合国讨论文件系列
第23号讨论文件
纪念死难者，纪录抵抗行动，向英雄致敬
作者：Ethel Brooks，罗格斯大学
2012年10月，在柏林动物园国会大厦的正对面，被国家社会主义党政府杀害的 欧洲辛蒂人和罗姆人纪念碑揭幕。这个纪念碑出现在德国正式承认消灭辛蒂人和罗姆人是出于种族动机的三十年之后。辛蒂人和罗姆人遭到的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都没有引起注意，在第一个活动家开始为他们所受的苦难呼吁后差不多四十年，才有了这个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在辛蒂人和罗姆人纪念碑揭幕仪式上致辞的德国辛蒂人和罗姆人理事会理事长Romani Rose是一位辛蒂裔活动家，他的13个亲人都死在奥斯威辛 - 比克瑙集中营。他说：“德国的辛蒂人和罗姆人家庭每一家都有直系亲属受害。这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族裔特性。”据学术研究报告估计，在种族灭绝中死亡的辛蒂人和罗姆人有220 000人到500 000人。不过，辛蒂人和罗姆人在大屠杀之前的人口数字并不可靠，而且相关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关于在大屠杀期间他们居住在德国以外的遭遇，因此很难估计受难的人数和比例。
罗姆人原住在印度西北部，很可能在旁遮普地区，于八世纪到十世纪间首先成群移居欧洲。罗姆人的次级族群包括罗姆人、辛提人、凯莱人、茨冈人等等。“吉普赛人”一词是个外来语，用它来称呼罗姆人，是因为错误地以为他们来自埃及。在中欧和东欧，“吉普赛人”一词带有更多贬义，因为在许多语言中——例如德文的zigeuner或罗马尼亚文的tsigan——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贱民”。虽然辛蒂人和罗姆人在欧洲各地居住了好几百年，但他们的历史中充满了迫害、暴力和排斥的记载。
对辛蒂人和罗姆人的迫害在纳粹时期前就已开始，历史上的大屠杀、骚扰和种族灭绝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魏玛宪法第109条虽然赋予德国的辛蒂人和罗姆人充分和平等的公民权，但到1926年，巴伐利亚规定所有辛蒂人和罗姆人必须登记，并采取“取缔吉普赛人、流浪者和懒人的措施”。1936年，慕尼黑设立“取缔吉普赛麻烦”中央办公室，内政部颁发命令，授权警察在筹备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对吉普赛人进行突击搜查。罗姆人还受到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管制，许多罗姆人在地方政府监督下被强迫绝育。第一个辛蒂人和罗姆人的集中营（纳粹称之为zigeunerlager）于1936年7月6日建立在柏林郊区马察恩。该营地设在一个垃圾场和一个坟地之间，用来拘留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筹备期间遭到围捕的辛蒂人和罗姆人。在此之后，德国地方政府在德国全境设立辛蒂人和罗姆人集中营，德国以外的纳粹分子及其帮凶也在整个欧洲设立集中营。
有许多证据证明纳粹分子及其帮凶的杀人动机，其中有许多相片纪录了大屠杀之前辛蒂人和罗姆人的生活，例如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附有人体测量数据的身份证、种族分类以及围捕和拘留。关于相片上这些个人、家庭和族群的命运我们一无所知，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故事，国家档案中也没有纪录。
虽然集中营最完整地纪录了纳粹分子及其帮凶的战时暴行，囚犯在那里遭到酷刑、劳动到死为止、送进煤气室或以其他方式处死，但这只不过是集中营中欧洲大屠杀的种族灭绝计划的一个方面。辛蒂人和罗姆人往往被迫在衣服上带着黑色三角形补丁或代表吉普赛人的“Z”字的证章，这是给他们规定的种族分类。全欧洲大约设立了2000个集中营，一些用于运输，一些用于强迫劳动，还有一些用于大规模屠杀。除了监禁数百万人的集中营，又在主要城市设立贫民区，用砖墙、有刺铁丝网和武装警卫隔离起来，供犹太人、辛蒂人和罗姆人等族裔居住。在波兰、捷克共和国等地，德国军队和警察杀害了无数的辛蒂人和罗姆人，把他们埋在荒野中的乱葬坑里。
除了欧洲各地的屠杀，随着纳粹东向攻击苏联，又在全国部署机动行刑队。辛蒂人和罗姆人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只不过是部分真相，东欧到今天还不断在挖掘没有标志的乱葬坑，确认残骸的身份。要纪录大屠杀时期罗姆人的生活还有许多事要做，更需要做的是要准确估计集中营内被屠杀的人数，以及被机动行刑队、屠杀和其他形式暴力杀害的人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七十年，我们仍然不知道辛蒂人和罗姆人在大屠杀时期被杀害的准确人数；特别是在罗姆人原来比较集中的东欧，相信关于被杀害的估计人数会继续增加。
我们必须举行纪念仪式，用建筑物和纪念碑来纪念被杀害的人，纪念失去家人、爱人和同胞的人，纪念从集中营归来发现文化已经消失的人，纪念种族灭绝的幸存者。2013年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的主题是“大屠杀时期的救人行为：关怀的勇气；”它告诉我们不仅要记住死者和缅怀生者，还要纪念大屠杀中的英雄——他们超越了家庭和族裔，奋不顾身地救助他人。常有人问我辛蒂人和罗姆人对纳粹分子及其帮凶施加的恐怖和破坏有没有抵抗。辛蒂人和罗姆人一次最重要的抵抗行动于1944年5月15和16日发生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吉普赛营，但知道的人不多。辛蒂人和罗姆人是全家被送进奥斯维辛，至少有23 000人死于煤气室。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是整个死亡营和机动煤气室系统专门要杀害的两个族裔。到1943年底，纳粹在比克瑙吉普赛营关押了18 736名辛蒂人和罗姆人，到1944年 5月还剩下6 000人。其他人都已送进煤气室或送到其他营地强迫劳动。1944年5月15日，吉普赛营的囚犯发现，纳粹打算把剩下的6 000人全部送进煤气室。当拿着机关枪的党卫军警卫把营地包围，要把他们送进煤气室时：他们遇到武装抵抗。囚犯们偷偷用金属板打磨成简陋的小刀。这些吉普赛人拿着临时制作的武器以及铁管、木棍和石头，奋起自卫。警卫枪杀了一些抵抗者。
在5月的那两天武装起来抵抗党卫军警卫的都是些无名英雄。他们英勇的行动使得营地继续存在了几个月。可是，1944年8月2日晚上，警卫用煤气把剩下的2 897名男女老幼一起杀死。即使在这个最后时刻，抵抗活动仍然继续。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馆保存的文件记载：“囚犯们企图抵抗，但遭到党卫军残酷镇压。”奥斯维辛-比克瑙死亡营的辛蒂人和罗姆人的起义只是他们参与的更多起义和其他方式的抵抗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关于罗姆人参加贫民区起义的记载，但是辛蒂人和罗姆人积极参加了抵抗活动和营地起义，并努力从纳粹分子及其帮凶的屠杀中救人。作为美国籍的罗姆裔妇女和学者，研究和撰写大屠杀下幸存的罗姆人的证词有时候给我带来奇特的感觉和经验。我在罗姆人社区中长大，人们在那里绝口不提我们这一族在欧洲大屠杀时期遭受的苦难。我的族人1880年代就到了美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兄弟姐妹当时在欧洲遭受苦难的程度和详情，但我们都活在那个没有人提及的种族灭绝的阴影下。我的父亲和叔叔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军与纳粹作战。他们还在世时，我从来没有想到问他们，他们有没有参加解放任何集中营，他们当时亲眼看到了什么，或他们当兵时做了些什么事。他们也是抵抗纳粹活动的一部分，可是也没有留下纪录。
我们作为族裔成员、学者和决策者，必须纪录、分析和出版辛蒂人和罗姆人遭到迫害和种族灭绝的历史；这段历史大部分仍然湮没无闻。我们还必须讲出这些抵抗和斗争的故事，男女英雄的故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善心如何有助于对抗最恶劣的压迫的故事。救人的故事和“关怀的勇气”告诉我们，要学习和仿效那些勇敢站起来反对丧失人性行为和种族灭绝活动的人。我们从这里学到的教训是，即使在法西斯和野蛮行径肆虐横行欧洲的时候，仍然有人坚持善心和人道。
例如，幸存的荷兰籍罗姆人Zoni Weisz的故事。Zoni Weisz七岁时，与他的姑姑一起被一个善心的警卫救了下来。那个警卫把他们留在月台上，而Weisz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被送上去集中营和死亡的火车。在柏林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Weisz回忆起他如何与火车上家人诀别，以及他手里拿着的妹妹大衣的鲜艳的蓝色和柔软的绒毛。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对家人的最後记忆，尽管他也记得月台警卫悄悄做出的勇敢行动。
比利时摄影师 Jan Yoors在自传中提到，全欧洲的辛蒂人和罗姆人如何参加游击队和抵抗活动。Yoor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一个罗姆人家庭一起住在法国，他的自传纪录了那时的日常生活以及没有被送走的辛蒂人和罗姆人与游击队的合作。Yoors纪录了辛蒂人和罗姆人如何帮助抵抗运动：
罗姆人用他们的马车运送难民，偷运小型武器和炸药。由于吉普赛人经常迁移，他们可以获得不同地方的不同姓名的配给卡。这些配给卡是向抵抗战士提供粮食的重要来源。当德国当局加紧控制配给时，Yoors一伙人与法国游击队一起攻击配给站。他们还把英国无线电广播的新闻告诉游击队员。
另一个抵抗纳粹的方式是把儿童藏起来。Alfreda Markowska是波兰籍罗姆裔妇女，1926年出生在波兰斯坦尼斯拉瓦城的车队上。2006年，她任波兰总统时回忆说：1941年，她的家人被杀，她也被关押。她逃出监狱后，和丈夫一起住在Lublin贫民区，后来又住在Łódź和Bełżec。她先后逃出这些地方，救出犹太和罗姆儿童。只要听到哪里又发生了屠杀，她就到屠杀现场去寻找幸存的儿童。她把幸存者送去她的“基地”，提供給他们假证件。她把有些儿童送回监护人，有些儿童交给罗姆家庭照顾，或自己抚养。
Markowska女士在战争年月里大约救了50个犹太和罗姆儿童。2006年10月17日，由于Alfreda Markowska的英勇行为和勇气以及伟大的救人行动，波兰总统颁予大指挥官十字勋章。她的一生标志着关怀的勇气以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抵抗。Alfreda Markowska是真正的英雄——她的英勇表现在目睹家人被杀而努力自救，又接着去拯救别人。
在历史的注脚里以及在数百个幸存的辛蒂人和罗姆人的录音和录像证词里，除了救人的故事，还有其他慈悲和英勇的事迹。例如，参加抵抗运动的辛蒂人和罗姆人中，有一个人名叫Amilcare Debar，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的抵抗队伍，侦查和递送情报，购买武器，进行埋伏截击和其他军事行动。另一个是捷克籍的罗姆人Iosif Teifel，在Mukacevo贫民区秘密工作。他与游击队合作，于战争期间在贫民区内外庇护人员、提供粮食和进行抵抗活动。
我只要想到我的同胞如何在大屠杀下挣扎求生，就会自豪地默念这些真英雄的名字：Zoni Weisz、Amilcare Debar、Iosif Tiefel、Alfreda Markowska。
这些只是几个受到大屠杀影响的人。他们只是一些幸存的罗姆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在大屠杀期间普通人的仁慈和同情如何拯救生命。我完全同意被国家社会主义党政府杀害的欧洲辛蒂人和罗姆人柏林纪念碑的建筑师Dani Karavan在揭幕仪式上用希伯来语说的话：我觉得我的家人与辛蒂人和罗姆人一道焚烧在同一个煤气室里，他们的骨灰随风飘入田野。我们生死与共，同一命运。我们的命运存在于对死者的纪念，对生者的聆听，以及对英雄缅怀。
学者估计，死于大屠杀的辛蒂人和罗姆人在220 000人至500 000人之间，但我相信，如果考虑到埋在乱葬坑里的死者，这个数字要大的多。我很高兴有机会提及一些辛蒂和罗姆幸存者的名字，提到我们的一些英雄事迹，说出我们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活动。全世界现在应该了解我们的历史，这是大屠杀历史和欧洲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这些辛蒂和罗姆裔的史学家、领导人和活动家还有许多事要做，完整纪录我们的损失，用正式的纪念和日常的怀念来缅怀种族灭绝的受难者和幸存者。我们必须确认我们的受难者和损失，但也要确认拯救生命和保存即使很小一部分文化的英勇事迹。这种确认包括要继续努力，与辛蒂人和罗姆人在欧洲许多地方仍然遭到的歧视、迫害、种族暴力和族裔暴力进行斗争。
纪念仪式、追思活动和学术论文都可以用来提出我们关切的问题：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反对仇外心理、仇恨罪和歧视。普通人的仁慈和同情固然有助于在大屠杀时拯救生命，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看到一些政客和极端主义团体叫喊着要毁灭我们，我们仍然需要团结一致、同情和英勇行为。
我们既纪念死难者，也向我们中间的幸存者和英雄致敬，并重新承诺，要纪录和倾听，使我们的历史成为大屠杀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这样做时，也重新承诺，要纪念那些面对监禁、煤气室和行刑队挺身而起的人，纪念像Amilcare Debar、Iosif Tiefe和Alfreda Markowska这样的人，纪念那些面对仇外心理、不容忍、极端主义暴力和大规模杀戮奋不顾身的无数无名英雄。祝愿我们都能像他们一样具备关怀的勇气。
纪念死难者，纪录抵抗行动，向英雄致敬。
讨论问题
1. 谁是罗姆人和辛蒂人？
2. 罗姆人和辛蒂人在大屠杀期间的遭遇是什么？纳粹歧视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3. 罗姆人和辛蒂人如何组织起来抵抗纳粹？
4. 为什么Brooks教授认为必须为大屠杀的死难者举行纪念仪式和建造建筑物和纪念碑？
5. 年轻人用什么行动来反对仇恨罪、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歧视？
本讨论文件丛编为研究大屠杀和如何避免种族灭绝的个别学者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以进行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论坛。这些作者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他们被要求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具体经验，起草文件。个别学者所表达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