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cus_wssr2016_icysot.jpg
普遍基本收入（UBI）的概念正在广泛传播，越来越成为公众讨论的前沿和核心。这个概念是指不分职业和社会地位为每位公民提供统一收入，它会成为解决当今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法吗？在2016《世界社会科学报告》中，著名社会学教授Erik Olin Wright 为我们探索了这一概念……
无条件的基本收入（UBI）这一概念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每位合法居民都按月领取一份足以保障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上的生活补贴，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起码体面生活水平”。补贴不以任何形式的工作表现或其他贡献为条件，而且是普遍提供——不论贫富，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个补贴。补贴以个人为单位发放，不以家庭为单位。未成年儿童的补贴可以少于成年人的数额，由父母代为监管。
因为UBI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份体面的补贴，所以除了那些为公众提供服务而非现金的普遍性项目如公共教育、健康医疗等和UBI继续并存外，大部分其他再分配转移项目就不再实施。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已经通过各种具体项目提供了大量扶贫收入支持的福利体系来说，因实施UBI而造成的净开支增长并不高。各种特殊需要补贴还继续实行——例如给残疾人的补贴——但也会比现行的减少，因为基本生活支出已经由UBI提供了。最低工资规定可以放松了，因为如果所有收入实际上都能产生可随意支配收入，就没有什么必要再禁止低于补贴的工资了。虽然每个人都获得了补贴，但大部分人在某一时间段可能都是纯贡献者，因为他们的税赋增长比他们领取的基本收入要高。
UBI对不平等有潜在的深刻影响。贫穷被消除了，劳动更多地成为一种近乎自愿的行为，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因为工人可以选择离开了。
人们组成合作联盟为市场外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提高了，因为这类活动已不再需要为参加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对基本收入持怀疑态度的人主要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见：一是UBI可能会降低工作动力、减少劳动力供给；二是为了支持UBI所需资金，税率可能会出奇的高。
关于工作动力问题有两点可以解释。首先，以经济情况调查结果为基础的收入支持项目经常受到贫穷陷阱的影响，就是当人们的收入超过某些门槛时他们就会失去救助金，而反观UBI则不会因此而减少工作动力，所以有收入的工作总是能增加UBI受益人的可随意支配收入。其次，尽管没有国家采纳全面基本收入，但在世界不少地方还是有一些有限的实验可以让我们考察UBI在劳动力参与度上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不少随机对照实验，尤其是在西雅图和丹佛，随机选取领取UBI的低收入个人作为实验对象。更近一些，2011年在印度选了八个村子向每位村民发放基本收入。在所有这些实验中，获取UBI极大地提升了这些人的生活质量，而对劳动力参与程度产生的影响最多只能算适度。
维持支付基本收入所需的税率水平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可持续税收水平都不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取决于管理层提取税收的能力和政治意愿。
_____
本文由Erik Olin Wright在《2016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框架内撰写。
关于作者
Erik Olin Wright (美国)是美国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反思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转变；“真实乌托邦”作为当代机构可行的解放性选择等。他的最新出版物包括：《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与Robin Hahnel合著，新左派项目，2016），《理解阶级》（Verso，2015），《美国社会：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与Joel Rogers、 W. W. Norton合著， 2015）和《展望真实乌托邦》（Verso，20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