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历史和解与教育： Aigul Kulnazarova眼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疑对东亚最复杂的历史和解纠纷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修改历史教科书一事上成效甚微，教科文组织早在1946年已经为此设立了一个项目。据历史学家Aigul Kulnazarova的研究，尽管教科文组织付出种种努力，但是日本的历史教育依然模糊，偏颇。

       1947年9月17日，日本国家级报纸《都新闻》（Miyako Shimbun）刊文称：“为了确保全球永久和平，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人道主义必须融为一个整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致力于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组织。”的确，在“人之思想中”培育的和平力量是二战后日本推行教科文组织理念的一个主要动力。日本官员、教育界人士和主流民众都认为教科文组织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

       到1948年，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大学、中学中设立了一百多个合作协会。

       在加入教科文组织前的日子里，日本民众心中想得越来越多是诸如“我们做好十足的准备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开展的活动足够多了吗？”这样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民众心中，是多么紧张渴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为极度希望重回世界舞台的日本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在加入教科文组织的准备阶段（1948年 -1951年），日本国内民众及媒体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能允许日本加入的意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朝鲜战争期间

       1951年1月31日，《朝日新闻》在一篇评论性社论中表示，“日本能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决于全世界如何评价日本，这个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曾经的敌人，受到教科文组织和平精神启发的程度。从这一点看来，民众在教科文组织倡导的运动中表现出的深刻觉悟是符合该组织预期的。”

       1951年3月17日，《日本时报》对于日本的教科文组织活动发表了更多深刻自我反省的分析评论。它提醒读者：“正如菲律宾人所言，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依然是日本重建信任与自信的一大阻碍。而在英国人看来，日本仍然没有作好参与教科文组织活动的准备。国际上的这些观点一定要引起日本民众的自我反思，尽管新一代日本人坚定而真诚地信仰自由、人权、公正与和平的基本理念，但向国际社会证明这一点依然不易。”

       几天后，《每日新闻》也重复了这一观点，遗憾地表示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国内的各种教科文组织活动不断放缓。

在日本国会上，加入教科文组织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日本在联合国系统各成员国中重获信任、地位和声誉的一个机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1年夏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承认日本为其成员国，日本代表团团长多门前田（Tamon Maeda）发言称：“日本正在重建成为一个热爱和平与民主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是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原则。”

       日本加入教科文组织的第二年，1952年八月，日本政府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全国委员会，积极协调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所有项目活动，出版推动促进国际间理解与合作的教育书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种俱乐部和协会也转到全国委员会主持下运行，继续传播人权、民主和相互理解的知识。

      全委会成立初期翻译并出版的书籍和论文包括1953年的《东西方人道主义与教育》(Humanism and Education in East and West)，1955年的《种族问题》系列(the Race Question series)，1957年的《日本学校教科书：关于教育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的调查报告》(School Textbooks in Japan: A Report of Surve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以及1958年的《日本教科书中对西方的处理：一份历史调查》(The Treatment of the West in Textbooks of Japan: A Historical Survey)等。

(The UNESCO Courier, July, 1955. © UNESCO)

日本学生帮助韩国儿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计划旨在制订关于和平、人权、民主和文化互赏教育的相关政策与实践制定通用标准。正如计划中所说，“教育”这个词包含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个人和社会团体借助这一途径在国内与国际社会中有意识地发展个人能力、态度、资质和知识，并服务于国内与国际社会。

       “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概念应被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建立在不同社会与政治体系的国家及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原则基础之上。

从一开始，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基础上的国际理解教育计划的首要关切就是帮助学校领导层与教师在所有教育中重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为了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召开了数次国际研讨会，为教师和专家公开讨论提供机会并力促开发新的方法加强国际理解与优质教育。

       第一个系列的研讨会于1950年6月至11月举行，在日本八个主要地区召开，每一次研讨会持续7天，议题丰富多样。其中有专门设立的一个团体项目讨论 “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议题。几乎同时，还组建了一支中小学社会研究教师小组，从属于教育大学（KyoikuDaigaku，教师培训大学）、东京大学文科院系（the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of Tokyo）和御茶水女子大学（Ochanomizu Women’s University）。研究小组建议了一系列活动，例如创建“笔友俱乐部”，通过校园杂志促进国际理解，向高一年级专门开设“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努力”课程等。

       这些建议活动很快实施。1951年，几个日本学校组织了一次题为“如何深化小学低年级与高年级学生的国际理解观念”的宣传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的几个成员提出了向贫困的韩国儿童提供捐助的建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宇都宫大学(Utsunomiya University)学生俱乐部为韩国脱贫募款，学生俱乐部代表高雄松山（Takao Matsuyama）寄去支票的同时还附上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日本人在过去战争中经历了痛苦，对韩国的悲惨情况倍感同情。尽管我们寄去的捐款数额很小，但我们真心希望它能为解救韩国儿童基金作点贡献，这既是我们的一点好意，也代表了年轻一代追求和平的强烈愿望。”

       1951年至1952年，其他几所日本学校和大学也为解救韩国儿童募款。这些活动表现出日本年轻人和教育工作者中的私人组织在为和解作出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忠胜铃木（Tadakatsu Suzuki）指出，他们体现出“日本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大意义。他表示日本愿意与教科文组织推行的韩国应急教育援助项目合作，通过设立奖学金和提供基础生活设施，为韩国的教师、学生和技术人员创造赴日留学机会。

       事实上，日本是当时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国际理解与合作教育活动的极少数亚洲国家之一。尽管日本这些意在促进友谊与帮助韩国的活动最终并没有起到重大的促进和解的作用，但是毫无疑问，教育是联系彼此建立共同理解的最好方式，不过这必须是以此为目的的教育，并要使用促进和平、合作与人权的教育材料。战后日本国内的紧张情绪来源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与重获国际社会信任息息相关，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指导方针是于人之思想中树立和平的理念，而不论各国之间文化、历史和社会存在的差异。

更好的历史教科书

Children have often been left with the idea that contacts between nation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re invariably connec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ith war." C. Peter Hill, The UNESCO Courier, March, 1956.

    C·皮特·希尔(C. Peter Hill)曾在1956年3月版的《教科文组织信使》上写道：“在历史课上，历史真相总会沦为民族自豪感的牺牲品，而历史也总是因为要提升爱国热情而被扭曲。孩子们常被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即世界各国的联系从来都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战争之上。”

    “历史可能是最分裂但又最统一的一个学科；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像它那样轻易地挑起偏见和敌意，或是培养全人类的博爱之心”，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计划第一段里的主导观点。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组织委员会文件指出：“民族主义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有可能是出于灌输沙文主义思想的目的外，更多地是为了把学生精力集中在对本国历史的学习上，而关于外国人则只有在他们侵犯到本国利益时才提到。”

    基于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6年宣布，改善学校历史教科书成为关键的政策优先事项。第一届组织大会上，教科文组织通过创立“改善教科书与教学材料以促进国际理解计划”的重要决议。遵照计划原则，教科文组织呼吁各成员国审校历史与文化教科书，确保它们有助于促进国际理解、宽容与和平。

    接下来的几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建议各成员国研究本国教科书，并发起双向的、双边的教科书研究工作。这一方案的核心是在成员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间建立起关于教科书修订的信息交流中心。1950年教科文组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主办了一场国际研讨会，会上各国代表达成协议，同意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修订并改善本国的历史教科书— 侧重文化与社会问题，重视国际机构工作。

    日本官方代表并没有出席这次研讨会，但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SCAP）都认真考虑了改善教科书的举措（1945至1952年日本被盟军占领，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管理）。

   早在1949年5月，由澳大利亚、中国、菲律宾和美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问题专家委员会就曾在东京会面。在为期4天的会议上各国代表讨论了日本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书建议的实施办法。1949年8月，在提交给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的报告中，委员会强烈建议“须审查日本教科书以确定其内容与教科文组织目标的一致程度。”

一个难题

    遗憾的是，教科文组织未能在早期阶段对日本教科书进行审查，因为教科文组织受到了“反对在日本和德国进行此项活动的猛烈批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顾问J.W.R汤姆森（J.W.R. Thomson）对Shi-Mou Lee教授说，1949年8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

    虽然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教科书项目在促进各国国际理解方面贡献巨大，但由于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对日本和德国进入本组织存在政治紧张，该项目未能及时涵盖日本。

然而，日本问题专家委员会决定“鼓励在日本进行国际教育实验，并收集以促进国际理解为目标的国际教育成果的信息”。

    日本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后，在加入审查教科书活动的取得高速进展。日本文部省在正式成为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前一年就出版了40册关于教科文组织的书籍，每册发行1,500份到10万份。《世界人权宣言》也在出版之列，以英日双语形式出版，发行最为广泛。

    自1953年以来，日本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已独立实施两次中小学课程教科书与教学内容调查工作，并于1954年和1956年分别发布了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日本中小学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并未做到平行授课。因此，为实现促进国际理解的教育目标，委员会单独分析了国际历史教科书。教科书中欧洲史占据较大篇幅，亚洲史则篇幅较少，且涉及的时期也很久远。例如，书中大篇幅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史。调查报告的作者认为，日本教科书存在世界史和区域史分配不平衡问题的原因是“现代日本是在西方欧洲国家的文化及文明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1958年，日本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发布了另一份重要报告：《日本教科书中的西方：一项历史调查》，着重考察了日本高中教材中对19世纪明治时代后历史的修改。报告显示日本高中教科书也有同样趋势 — 较少介绍或完全忽略亚洲近代史，主要介绍西方史。总体来看，这些在战后日本进行的研究表明，日本的历史教材忽视或忽略了日本与韩国以及其他邻国关系的近代史。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历史教科书运动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但涉及历史和解的复杂领域却被大幅削弱。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直道今天，正如批评者（尤其是日本以外的批评者）所言，在客观反映战争记忆，反映与韩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历史方面仍存在重大问题。这限制了日本年轻一代了解本国历史，批判地、公正地学习历史的机会。

    要想解决东亚地区现存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问题，教学内容就必须正视殖民主义和战争罪行，最重要的是在本国的教育体系内承认历史。

Aigul Kulnazar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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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ul Kulnazarova，曾任哈萨克-美国大学（Kazakh-American University）法学院院长，现任日本多摩大学（Tama University）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原籍哈萨克斯坦，于2011年作为日本基金邀请学者抵达日本开展研究2013年—2017年间将在丹麦独立研究理事会（Danish Council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资助发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历史项目。合著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国界：为促进国际理解的教育运动》（UNESCO Without Borders: Educational campaigns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将于2016年出版（Routledge出版社）。

Aigul Kulnazarova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10月28日-10月29日举办的“促进变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0年的行动”大会。全文将于2016年出版，刊登在由Poul Duedahl编辑的《联合国全球行动与影响》（UNESCO’s Global Actions and Impacts）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