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科学家： 无声的拓荒者，辛勤的发现者

这个世界被冲突撕扯得四分五裂，科学家的个人自由、学术界的思想自由，都面临着被禁锢的风险。务必要创造机会，重新为科学工作者创造安全的环境，使其能够继续从事创新和科研工作。爱因斯坦在1933年就曾指出：假如丧失了这些自由，“……世上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巴斯德和李斯特……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只有那些自由人的发明和创作才让生活更富于价值。”

萨拉 • 威尔考克

在几十年时间里，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一直忍受着政府的猜忌，尽管不断受到监视和迫害，依然坚持教学研究。他曾经求学欧洲，著作等身，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坚忍数十年，在祖国倡导政治自由，捍卫抱有同样价值观的学生们的权利。最终他还是远走他乡，前往美国大学寻求安全庇护。

故事并非发生在1930年，这位匿名的科学家也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在前不久的2012年，我主持下的国际教育学会学者救助基金会（IIE-SRF）收到了这位知名科学家的求助，他是被迫永久流亡异国他乡的数千名学者之一。为了造福全人类，他向前推进了科学的边界，他的壮举让我们获得了丰厚的馈赠。

历史的车轮周而复始。曾经，我们希望历史的教训能够给予我们警示，保护我们以免陷入更深的危机。但如今2017年已经接近尾声，在这重要的一年里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暴力和动荡之中颠沛流离。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指出，全世界现在有656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2250万难民，1000万无国籍者。平均每天都有2.83万人由于爆发冲突或受到迫害，迫不得已逃离家园。

并非“仅是”难民 

统计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但我们却往往将其视作现实忍了下来。不妨让我们略停片刻，想一想近百年来无数的流离失所者，他们绝不仅仅是难民，他们还是高堂父母、兄弟姊妹，是孙辈和子侄；他们也是左邻右舍，社区一员；他们为我们的城镇铺下第一块砖；他们中的很多人漂洋过海而来，架起文化桥梁，接续经济脉络。有多少人在当地大学教书育人，发表最新科研成果，在学术领域努力耕耘。这些默默无言的开拓者们为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1933年，希特勒上台掌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幸好身在美国。他的住宅被洗劫一空，这让他认识到德国从此不再是祖国。在短暂的欧洲羁旅之后，爱因斯坦返回美国，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们即便不能领悟爱因斯坦的高深理论，也能够明白科学界从中受益匪浅。

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逃离欧洲战火的数千名流亡科学家和学者虽然遭受本国民众鄙弃，在学术界屡屡碰壁，却在进入东道国之后大放异彩，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EC，一个难民组织协会）曾经帮助近400名学者在学术领域找到工作，其中就包括近百名物理学家。

经济学家佩特拉·莫泽（Petra Moser）指出，20世纪30年代，仅在美国一地，犹太裔科学家擅长领域的专利数量就增长了30%以上。由此产生的积极连锁反应对于后世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爱因斯坦的年代人才辈出。20世纪30年代末，艾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为躲避迫害，离开故乡奥地利，加入都柏林高等研究院，他的理论物理研究为他在1933年赢得了诺贝尔奖。德裔美籍物理学家、核科学家、196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汉斯·贝特（Hans Bethe）对研发氢弹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又联合爱因斯坦，共同反对核试验及核武器竞赛。

杰出贡献

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获得的诺贝尔奖，有三分之一以上颁发给移民科学家。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要高声赞美获得新生的难民为科学和社会作出的贡献。谷歌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现任谷歌母公司Alphabet总裁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1979年跟随家人一起逃离苏联来到美国，当时他年仅六岁。

2002年以来，国际教育学会学者救助基金会继承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的传统，向身陷冲突和受到迫害的学者伸出援手。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学者要么流离失所，要么即将踏上长期逃亡之路。由于学术工作、宗教信仰、族裔或是支持学术界同仁等原因，他们受到政权的迫害，终日惶惶不安。2007—2013年，在伊拉克冲突最激烈的时期，数百名科学家收到匿名恐吓信，威胁要使他们职位不保，让其家人性命堪忧。在我们的协助下，这些科学家前往邻国大学得到重新安置。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跌宕起伏。在流亡的几年里，他们得到侨胞的支持，其中的大多数人目前已经返回伊拉克，依然活跃在当地学术界，有很多人正在协助重建当初任教的大学。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估计每年有数千名学者需要有安全的环境来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我们的项目为43个国家的700多名学者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帮助他们与学术界建立起联系。其他难民组织也为数千名学者提供了支持。但很难估算究竟有多少流亡在外的科学家从此远离科研工作，并且没有机会离开本国前往安全的环境继续自己的事业。

敞开大门，提供支持

由于著作的发表时间较早，在网上没有记录，再加上无法克服语言障碍，导致数以百计的流亡学者处境堪忧。这些沉默的科学家得不到奖学金和研究金等资源，也没有爱因斯坦那般显赫的名声，大学和科学机构对他们关上大门，基本上没有机会继续从事学术工作。多年的求学付之东流，社会蒙受潜在损失，科学事业也因此遭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学者救助基金会源自国际教育学会，传承了它近百年的一项传统——帮助受到威胁的学生和学者。目前仅有少数几家机构制订了正式计划，为受到威胁的学者提供必要支持，本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1933年，希特勒以种族为由，决定将数百名一流学者赶出德国大学校园，英国杰出学者和科学家为此组建了风险学者理事会（CARA）。这家理事会目前正与风险学者网络（2000年创建）以及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菲利普·施瓦茨倡议密切合作。法兰西学院国家流亡科学工作者紧急援助方案（PAUSE）协助接纳流亡科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意大利里雅斯特的世界科学院（TWAS）为流亡的科学工作者提供支持，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

比利时、欧洲联盟、加拿大和约旦的多个组织和大学也为流亡学者提供了援助。但这还远远不够，要保证全球知识资本为子孙后代播下创新和发明的种子，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