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0周年！就读思想自由的学校

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少年，与几乎目不识丁的父母一同居住在蒙得维的亚的贫民区，他梦想从家中狭小的天地里逃离。他想奔向远方，去巴西继续追求在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辉煌事业。最终，他于2014年当选为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校长。不过，在此之前，罗伯特·马尔卡里安（Roberto Markarian）就读于另一类学校（思想自由的学校），而这类学校正是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中发现的。

罗伯特 · 马尔卡里安

我的人生起点绝对不高——我的祖父母是文盲，父母也几乎不会读写。我的知识来自两方面：一是在祖国乌拉圭的公立教育系统就学，二是阅读。12岁至17岁的时候，我常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这就是我获取文化的途径。我仍能回想起这份杂志封面的图像，许多曾震惊世界的问题（上个世纪的科学、文化和教育问题）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当中有很多问题仍然是现在的头条新闻，仍具现实意义，如文盲、取水、保护世界历史遗产等方面的挑战。

自1948年创刊以来，该杂志因思想开放，很快就享有盛誉，因而也成为热点专题和争议问题的参考资料来源。我可以在其中找到各种不同的见解，找到一种与政治相关（这不是重点）但很客观的视角，一种对问题既公正又透彻的分析。

我对专门讲述努比亚运动的那几期杂志仍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一名高中生，对阿布辛贝神庙一无所知。在1960年2月的那期《信使》的“拯救努比亚的瑰宝”中，我了解到，在埃及尼罗河上建造阿斯旺水坝将淹没有3000年历史的遗迹。这件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员全世界来拯救这些遗迹。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支持，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将雄伟的阿布辛贝神庙彻底拆解，在另一处完成重建。神庙比原来高出了几米，使得太阳光束每年可射入神庙内殿两次，就像在原址时那样。

《信使》封底，1967年2月。

一本意义重大的杂志

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四尊神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题为“阿布辛贝，勿失良机”的那期《信使》（1961年10月）中读到了英国著名科普作家彼得·里奇-卡尔德（Peter Ritchie-Calder）的详细说明：“一条狭窄的走廊直通内殿，里面坐落着神庙的三尊主奉神像，还有拉美西斯二世本人的雕像。在这里可以看出建筑师和工程师们成竹在胸，匠心独运，像技能高超的舞台灯光师一样，巧加设计，使旭日直射约60米，照进大山中央，照亮其中三座神像的面庞，而最左边的第四座神像——冥界之神卜塔则永远留在黑暗中。在决定如何保护这座神庙最终不因坝高水涨而被淹没时，阿布辛贝神庙的这个重要特色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信使》年复一年地报道这项史无前例的国际事业的每一步进展——“努比亚运动启动”（1960年5月）、“1961—1962年努比亚挖掘工程报道”（1962年11月）、“努比亚的胜利”（1964年12月）、“拆解阿布辛贝神庙”（1965年11月）、“拉美西斯找到新家”（1967年2月）、“史上最伟大的考古遗迹救援行动”（1980年2月—3月）——从而反映了国际团结取得的极大胜利，1971年8月—9月那期中，有篇文章的标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时，与《信使》合作过的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通过阅读这本杂志，我了解了他们是何人、何所为、何所想。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当时信奉的一句口号，他们使我能够透过“一扇打开的窗去看世界”。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步入了大学生活，攻读工程学和数学，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学生会活动和大学管理上，没有再定期阅读《信使》。不过，幸运的是，尽管我国近几十年来历经风云变幻，但我仍设法保存了我所拥有的各期《信使》——用金属线七缠八绕把它们捆到一起，今天看来这种方法可能略显过时了。

《信使》这份月刊续办多年，2001年停刊。由于缺少资金和支持，2011年被迫彻底停刊。我们以为它走到了尽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64年12月。

对人类的呼吁

然而，五年之后，这本杂志再次面世。复刊后的第一期《信使》于2017年5月出版，其格言是：“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如今的《信使》是一本季刊，继续丰富其内容。你可以在数字档案馆查阅自1948年至今的全部《信使》。档案馆中的大多数《信使》都有英文版、西班牙文版和法文版。而近几年的各期《信使》均可以通过网站查阅，有多种语言版本。这值得我们略费周章。我推荐《信使》，因为在阅读这本杂志时，你会找到针对人类当前面临主要问题的严肃见解。它的宏伟目标（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过去和现在最伟大的价值之一）是加强不同思想之间的联系，提倡以不同方式看待问题，并向人类发出呼吁。

我想重申的是，这本杂志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可以促进一种既能包容不同观点又能给予尊重的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回想起我的家庭背景，我带着最大的诚意说这句话——是我如痴如醉地阅读《信使》后学习到的文化。当时我还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少年，通过这本杂志，我找到了学习的源泉。这就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

在当今世界和以后的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信使》的作用愈发重要，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的基本原则正受到那些推崇“人们之间互不理解”的人，以及“利用无知和偏见”来反驳这些原则的人的检验。这一点需要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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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960年3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场挽救努比亚古迹的国际运动。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主持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讲话“看呐，古老的河，人们将把这些巨大石像运走，远离你的滔滔洪流”摘录。

* 2018年是阿布辛贝遗产保护运动完成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