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青年：重塑政治

如今，许多非洲青年都采取了反抗本国当前政治的立场。他们身为活跃在社交媒体网络上的民间社会运动的发起人和参与者，正在通过说唱和涂鸦的方式向政府当局发起挑战，赋予传统文化规则以最新解释。他们支持直接民主，正在开创一条道路，以最终建立一个阶层界限模糊、去殖民化的社会。

哈米杜 · 阿内

非洲政治阶层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且非常可喜的进展，但未能完成建设公正和进步的国家的使命。再加上各反对党也拿不出任何可信的替代方案，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体政治已经走进了一个低谷。这种绝境导致众多青年集体采取反抗立场，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青年正在以新的方式涉足政治，他们开办创业公司，利用数字媒体开展运动，成立公民组织。但是，这些举措都不能取代政治，唯独政治才能改变国家历史轨迹，结束不平等的无休止延续，使千百万人民重获尊严感。非洲各国仍有许多亟需完成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推动青年之间开展新型对话，必要时结合其他办法，与其他参与者携手，以实现民主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

有一种出路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值得予以认真关注。萌发于都市文化的青年新政治运动从城郊街头走入了我们的视野，例如塞内加尔说唱艺人团体“我们受够了”（Y’en a Marre），布基纳法索的“人民的扫帚”（Le Balai Citoyen）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口哨”（Filimbi）和“为变革而抗争”（LUCHA）。

与单调乏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界相比，这些民间社会运动令人耳目一新。新精英传达的信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说辞，它生鲜、直白，以目标受众能理解的语言表达，这就是其成功的原因。因此，当“我们受够了”在2011年大选中发动群众登记投票后，参加选举投票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同样，瓦加杜古具有象征意义的街头清扫运动亦是如此， 2014年10月发生的反对修正《宪法》的人民起义，挫败了布基纳法索前总统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从1987年起执政）试图通过修宪竞选连任的企图。

政治去殖民化

这些非洲新偶像之所以令人不安，既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和表达方式，也因为他们的着装方式与政治家传统的西装革履断然有别。在他们所进行的事业中，去殖民化方面对政治阶层甚至广大公众都是一大挑战，这主要是因其横向（而非分层）影响范围，将真正的政治行动与社会立场结合在一起。这些青年运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即使它们无意识地或策略高明地隐藏在“社交”标签背后。他们也表示无意直接参与选举。

这些运动意在实现政治独立。它们的目的是还政于民，将政治交到那些至今仍被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只有在政党需要更多赞成票时才被咨询的广大公民手中。有趣的是，这些团体采用的是直接民主的组织方式。例如，“人民的扫帚”通过地方分支机构网络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参与到决策之中。由于组织领袖声名狼藉，无人不知，“我们受够了”的横向影响范围略窄，但也为每个人参与协商进程提供了机会。传统政治中不存在这种横向联系。当代公民团体适用的方法与非洲传统的谈判策略相结合，为非洲政治组织架构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典范。

这些团体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效力。在塞内加尔2011年6月23日动员期间，“我们受够了”不惧警方镇压，不顾情报机构监视，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帮助阻止了议会为使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重新当选并可能确保父退子继所采取的修宪行动。

艺术为政治服务

这些运动利用音乐、舞蹈、涂鸦，以及从街头诗歌中借来的引文，成功地将熟悉社区语言和规则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奔走，或通过网络疾呼，要求进行另一种方式的对话，要求开展助其梦想起飞的事业。这些非洲政治的新参与者正在动用一系列文化资料来支持他们的行动。例如，说唱音乐已成为传达反抗信息的一种有力载体。其他表达方式包括使用本民族语言（“我们受够了”用沃洛夫语，“人民的扫帚”用莫雷语），或佩戴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帽（以领导几内亚比绍反抗葡萄牙殖民运动的名誉领袖       命名）。

作为希望的指路明灯，这些运动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它们代表了一种自由、奔放、不为殖民负担所累的政治力量。正是因为这些运动，非洲大陆在人们的心中才不仅仅只是饱受贫困、饥荒、艾滋病和战争困扰的可怜形象。实现彻底解放的事业刚刚起步。如同2014年从西班牙反紧缩愤怒运动中崛起的极左政党“我们能”党一样，这些团体迟早会被召唤参与大选。届时我们就可以亲眼目睹摆脱西方国家殖民化的转折时刻，并有望根据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建立自己的社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谨以此文庆祝5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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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Gar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