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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瓜达拉哈拉IGF2016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一个小组会议，两位言论自由特派员、墨西哥政府、记者和公民社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突出强调保护记者免受数字化和人身威胁的重要性。
在互联网管理论坛(IGF)上，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参加的高级别小组会议强调了在线上、线下环境中保护记者安全面临的挑战。
这是在联合国大会确认记者安全问题后举行的会议，联合国2015年12月通过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文件(WSIS+10)的决议。
会议还关注到所有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都同意2030发展目标。关于公众获取信息和基本自由的目标16，指标10有包括记者安全在内的草拟指标。
超过50名互联网管理领域的人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记者安全的小组会议，与小组发言人互动。
杀害媒体工作者是“最坏形式的审查”，美洲委员会言论自由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Edison Lanza先生表示。他提倡将关于记者安全的讨论引入IGF，而且在线言论自由讨论也应考虑这一问题。他认为“讨论互联网安全应有一个全面的视角，应将包括记者安全在内的广泛问题纳入进来。”
令人担忧的数据，令人担忧的趋势
本组织言论自由与媒体发展部主管Guy Berger强调了关于记者安全与有罪不罚危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报告 中的发现 ——在过去十年中有827名记者遇害，其中59%在战争地带遇害，但也有41%是在非武装冲突区域遇害的。共有95%的遇害者是当地新闻媒体专业人士，只有5%是外国记者。他鼓励利益攸关方运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者安全指标 研究包括数字化领域的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进展情况。
联合国促进与保护言论与观点自由权的特别报告员David Kaye指出, 关于加密和/或匿名的定罪影响了媒体工作者的数字化安全。他警告定义宽泛的反恐立法影响了全世界的记者安全，并强力呼吁加大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记者安全终止有罪不罚的政治意愿。
墨西哥记者和保护记者安全国家机制问题专家Marta Duran指出了一个矛盾之处：保护记者安全的是国家机制，而有时侵害记者安全的也是国家机构（安全部门、情报部门等）。.
Duran女士还举例说有记者报道腐败不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受到惩罚，并强调有组织犯罪也是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高企的原因之一。针对记者的恐吓信息和死亡威胁使媒体人士沉默，形成一种恐惧文化。
促进通信发展协会女权小组的Erika Smith 还提出了女性媒体工作者面临的性骚扰问题。所有与会者都强调针对记者的犯罪逃脱惩罚的比例之高令人难以接受，这也成为这种暴力行为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90%的这类犯罪都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解决。Marta Duran 指出有罪不罚问题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政府迅速否认针对记者的犯罪与它们所从事的媒体工作相关。
保护和预防的不同工具
Berger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世界数据库， 任何人都可以追踪发生在本国的针对记者暴力犯罪的情况。2012年，联合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联合国行动计划。在过去的四年里，联合国各机构的成员国共通过了九项安全决议。尽管有罪不罚的比例依然很高，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成员国提供与记者遇害案相关的后续司法跟进信息时，回应率已大大提高了。
新的机制和倡议也已就绪，如巴拉圭最新宣布的执法、立法、司法权协同机制和整个伊比利亚美洲地区采纳的提升保护记者安全打击有罪不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司法体系区域倡议 。
Edison Lanza 谈了他的代表处在不同层级实施的帮助哥伦比亚、墨西哥、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改善现有保护机制的工作。这位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机制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开发危险分析的能力。另一个与伊比利亚美洲体系相关的工具是将案件提交给伊比利亚美洲人权法庭和委员会。
他认为创建专门调查与针对记者的暴力犯罪相关的起诉办公室之类的战略有助于解决有罪不罚的问题。
数字化环境中的安全
在小组会议上还发布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墨西哥办公室协助完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设记者的数字化安全（西班牙语版）。
所有与会者都注意到数字化危险的不同形式，如：更广泛的暴露、可以帮助袭击者找到记者的数字化痕迹、信息源隐匿、网络攻击、有价值的信息被骇客盗取、以及设备被没收等。当局应调查数字化威胁以找出潜在的行凶者，预防进一步的危险。
展望未来
会议强调保护是教育的一部分，但综合、连贯的政策还应包括预防和打击有罪不罚的内容。这就必须有其他重要部门的参与，如媒体机构和广泛的私营部门等。
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与联合国系统、伊比利亚美洲系统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提升墨西哥机制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并有必要实现与公民社会的更好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