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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世界总人口1%的全球最富裕群体占有的财富相当于其他所有人财富的总合，这一点证实了乐施会（Oxfam）的观点：极度经济不平等问题已经失控。
这种现象有失正义和道德水准，而其后果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负面影响。极度不平等导致政治腐败、阻碍经济增长、抑制社会流动性；这种现象刺激了犯罪和暴力冲突，当政治和经济权利都仅为少数精英所有时，它就危及了民主体制的根本健康，触及了我们的道德神经；极度经济不平等的快速增长也影响了我们消除全球贫困的努力。
如果印度能减少36%的不平等，到2019年它就能基本消除极端贫困（Oxfam, 2014）。我们的研究显示不平等是导致增长率相同的国家贫困减少率却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海外发展研究院的报告，如果穷人能够平等的受惠于千年发展目标期间的增长效益，那么2010年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11亿人口中就有2亿人可以摆脱极端贫困。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预测要想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最贫穷群体必须从增长中获得超过其他人群2%的收益，因为仅仅平等收益是不够的，那样将会导致新增大约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不平等程度过高阻碍了未来经济的增长，因为它妨碍了生产性投资，限制了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能力，破坏了建设公平社会所需的合理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发现贫穷人口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比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占比如果增加就会降低经济增长。
用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的话说，极端不平等就是“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经济浪费之源” (引自Oxfam, 2014, p. iii)。极端不平等是需要我们所有人迫切关注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必须进一步关注最富裕和最贫穷者之间的鸿沟，追踪极端不平等两极之间的财富和收入转移。要想深度研究造成极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对贫困产生的影响，就必须能够获取优质数据。
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通过实施一揽子再分配方案，例如更有效促进收入公平再分配的税收制度、增加对普遍、优质、自由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项目的投资等，政府可以缩小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
增加有体面收入的体面工作机会也很重要。优质工作是指那种支付可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保障工作安全、尊重工人权利、保障女工与男工同酬的工作。
然而还有一个权力格局的问题，公民社会必须向决策者问责。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必须认识到他们首先是为公民服务的，而不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政府有义务保护人权，这包括防止商业利益阉割这些权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极端经济不平等这一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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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自 Winnie Byanyima 为2016《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所写的章节。
关于作者
Winnie Byanyima (乌干达) 国际乐施会执行董事，女权运动、民主管理与和平建设的领导者。她在乌干达议会工作过十一年，曾在非盟委员会工作，担任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性别与发展部主管，是全球性别与气候联盟的发起人之一，领导过一个负责千年发展目标性别层面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联合国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