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彩虹——教科文组织走过沧桑七十一载

 “《世界版权公约》，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的建立，全世界认同人文、自然遗产和记忆对全人类的价值，认可全民优质教育是发展必备的条件——这些和其它许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功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主管Jens Boel表示。

1945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伦敦成立，旨在发展“人类的智力与精神团结”，并以此作为建设持久和平的一种手段。这是一个承载着一种乌托邦理想的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想要成为一个“思想实验室”，想要创造另一种思维：实施一项“思想工程”。“思想实验室”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代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功能。从成立之初开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实验着各种思想、概念和方法来实现它的目标，将崇高的梦想融入最实际的工作。虽然并不总是成功，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组织这些年所产生的惊人创造力。

1946年11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正式生效，明确提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组织法》“序言”为教科文组织设定了崇高的目标：全面实施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确认文化促进发展的重要性；对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遗产的理解；将和平看作是一种行为的和平文化理念；保护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并把言论自由看作是内在的基本权利。

成立之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重建在二战中被摧毁的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并作为一个智力平台帮助促进世界范围内思想与科学知识的交流。1950年至1970年期间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加入，组织的注意力转移到让所有儿童获得教育和扫盲，这些依然是如今本组织面对的主要挑战。

直至今天，数百万儿童依然没有获得学习的机会。文盲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成年人不能参与到他们所属的社会。年轻失业人口是一个全球挑战。教育始终是国际社会所制定的全球发展日程中的一个首要优先项。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动员各国政府和其他更广泛的合作伙伴，为公正和高质量终身学习的全新目标树立新范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保护环境运动和对地球不断下降的生态多样性发出警告。通过1971年发起实施的“人与生态圈项目”，它帮助协调自然资源使用与保护这两者的关系，这也是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

20世纪60年代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保护埃及努比亚神庙运动，从阿斯旺大坝不断上涨的水位中，拯救了埃及最著名的古迹，转变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促成了致力于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遗址的世界遗产项目的成立。这为拓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遗产的三个维度（物质、非物质和文件型式）的行动奠定了基础，并且促进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多年来，通过发展社区无线电广播和多媒体中心、培训记者，帮助政府制定媒体法律或者鼓励他们发展全民宽带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自由表达、信息公民权利方面始终是先驱，帮助奠定未来知识型社会的基础。

气候变化、不断下降的生态多样性和对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呼唤更多的科学与科学家，提高我们观察和理解地球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种关于海洋、新鲜水资源、科学知识分享、社会科学等领域的项目都承载着重要的使命。

在今天这个限制不断增加、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坚信，我们必须投资可再生资源：教育、文化多样性、和科学研究，投资人类智慧的无尽能量——这将为构建一个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提供真正持久的发展动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一直是在充满矛盾的世界中不断发展的。正是在表面对立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本组织形成并不断地发展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实现普世价值，同时也捍卫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组织，但同时，通过它独特的全国委员会，教科文组织俱乐部，联系学校，创建不同的NGO，以及与广泛的私人企业和机构的合作，教科文组织可能是联合国机构中与公民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极有野心的目标和存在理由，但预算却非常有限。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作用，有时可以实现惊人的合力。

尽管一直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在一个屠杀、隔离、压迫和破坏文化遗产频发的世界中谈论这些经验有什么意义，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努力有可能让世界发生明确的改变。《世界版权公约》，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的建立，全世界认同人文、自然遗产和记忆对全人类的价值，认可全民优质教育是发展必备的条件——这些和其它许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功劳。

文化、对话的力量、社会凝聚力、经济增长和创造性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任务，展望未来，本组织将继续宣传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建设知识型社会，跨越分歧，为全人类构建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