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殖民者的人权

“人权的表述自然会反映出表述者遭遇的重大挫折……，” 英国反殖民主义作家和教育家伦纳德·巴恩斯（Leonard Barnes，1895—1977年）这样写道：“当殖民地人民着手起草一项权利法案时，他们的诉求通常与全世界受压迫者和无权势者的诉求一致，但其特别关注点也会与殖民地无权势者的特性桴鼓相应。这也许在意料之中。”下文选自“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权利”，是巴恩斯在1947年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答复。

伦纳德·约翰·巴恩斯

一块领土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必然在政治上无权无势；在政治上无权无势可能使公民自由受到严厉限制，“煽动叛乱”一词的法律含义也会超乎寻常地扩大（当宗主国当局认为当地文化落后或低劣，限制就会严厉到极致）；官方对煽动叛乱和聚众犯罪的担忧将导致司法机关和警察采取某些做法，而这些做法在宗主国将被视为异常严酷之举。以上种种就是殖民地的总体状况。

这样的后果是全体从属民族，特别是他们当中更有教养和受过更良好教育的代表，明显表现出因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失落和腐化。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绝对权力必然腐化，但绝对无权的负面心理影响也不容小觑——或许就是如此。

挫折的反映

人权的表述自然会反映出表述者遭遇的重大挫折。一项宣告出来的权利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愿景，而是“可行的构想和有效的工具”，它能表达出心怀怨愤的群体和穷人对于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被奴役者渴望自由，被歧视者渴望平等，被排斥者渴望博爱；被同胞利用而未获得尊重者渴望进步和人道；劳动者渴望充分就业，他们的日常工作或没有工作使他们的心灵萎靡不振，能力得不到施展；当特权阶层和有权势者力图让自己在这个世上处于安全的境地时，被践踏者会渴望社会规划。这就是为何人权宣言是社会进步的强大盟友，至少在首次颁布时是这样。因为社会进步意味着对无权势者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

因此，当殖民地人民着手起草一项权利法案时，他们的诉求通常与全世界被压迫者和无权势者的诉求一致，但其特别关注点也会与殖民地无权势者的特性桴鼓相应。这也许在意料之中。其实，只要殖民地的不满情绪有了明确的宣泄形式，就表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公平经济的根本意义以及其政治从属的必然结果，就表明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些现象与殖民领地内普遍存在的剥夺公民自由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进一步讲，他们已经做好了拥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传统民主口号的准备，因为他们经常被用作达成他人目的的手段，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也因为这些口号很容易就能让宗主国当局陷于窘境。

殖民色彩

所有不同的情绪和态度最后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色彩，他们穿着特殊的制服，显示出独特的殖民经历。这种色彩，这种制服，是在主张与宗主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是在表达对歧视的反对，因为在受歧视者看来，歧视既具有任意性也具有普遍性。

就这一点看，殖民地民族的进步运动往往采用民族主义和解放主义的形式。这些运动具有解放主义特色，因为它们觉醒的政治意识将与宗主国的既定宪政联系视为外国统治的象征。它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因为国家地位的独立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而没有可供支配的国家权力，解放主义者既不能断绝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宗主国的依赖，也不能在其断绝依赖关系后掌握宗主国的行政功能。

因此，我们既应把殖民地民族看成是因遭受特定形式的权利剥夺而备受压制与迫害的个人集合体，也应当把他们看成是在主权和国际承认问题上与所谓的独立国家争取获得平等地位的新兴民族。我们强调，这种诉求在于正式获得平等地位。它不是功能的实质平等，也不一定是古典意义上的充分行使国家主权。当对主权施加的外部限制束缚殖民地民族，而且使他们显得低人一等时，他们就会反对这些限制。倘若他们是为了有效的国际组织的利益而自行选择这样做，倘若他们确信大多数其他自由国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同样的限制，那么他们也可能完全接受这些限制。

这就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立场，这就是他们的需求或权利。制定法律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宪章也保证不了他们的权利。对特定群体或社群的诉求，人们常常试图赋予其不可更改的法律效力。但是，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永远约束后继者，所以到最后，这些尝试要么徒劳无益，要么画蛇添足。

图片：Malala Andrialadraz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