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多·布赖斯
费尔南多·布莱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前（2018年6月）。
嘉宾
费尔南多·布赖斯：历史现在时
费尔南多·布赖斯：历史现在时
秘鲁艺术家费尔南多·布赖斯（Fernando Bryce）称其工作过程为“模仿分析”。用墨水在纸上纤毫毕现地手绘他从杂志、政治宣传册、海报和旧报纸上撷取的文字和图像。利用这一技法，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例如古巴革命、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2015年，《信使》杂志成为一个绘画系列的灵感源泉，该系列定名为《需求之书》，本期《信使》杂志的增刊专门登载该系列。我们来了解一下详情。
卡洛丽娜·罗兰·奥尔特加、露西亚·伊格莱西亚·昆茨 担任采访
您能否跟我们谈谈您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创作的作品？
那是一个由81幅画作构成的系列，描绘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从1948年创刊到1954年所做的工作，这些画作全部基于《信使》的封面图片或文章。这个系列是我耗时多年的整个创作周期的一部分，含有对21世纪的图解和描绘。这些作品展示了某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进步和遇到的挫折，每个系列都有不同的构想，使用了不同的意象。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系列，使用了我找到的报道战事的档案资料——这次是电影海报和新闻头条。这个系列完成之后，我在2015年决定从一个在语言和主题方面都更侧重于文化的视角，开展我的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我提供了联合国这个主题，该主题基于人权的基本理念和它的普世话语——在一切都有待建构之时的所有进步理念及其未来前景。
系列作品的标题“需求之书”从何而来？
“需求之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出版的一部作品，突出强调战后世界巨大的教育、科学和文化损失与需求。1948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就此撰文，我发现它极具象征意义，因此，我给自己的系列作品取了同样的标题。
您如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获取素材？
我在研究以往工作的过程中，收集了很多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我还获取了《信使》档案 馆和柏林国立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不得不说，这份杂志非常精彩，是一份极好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每一个特殊时刻，真正做到以全新视角诠释进步理念。当时的种种信念与当今世界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
令我惊讶的是，在浏览1948年至1954年的各期《信使》杂志时，我发现当时困扰世界和人类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全然没有得到解决。虽然世界已历经沧海桑田，但是我们所关切的仍然是同样的问题。
La une du Courrier de février 1951 et son interprétation artistique par Fernando Bryce en 2015.
在您看来，这些备受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反人道主义倾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面临的真正政治挑战。世界观总是千差万别，呈现世界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站在欧洲立场上对某种普世主义的过分批评，或者当前的多元文化危机，并不能撼动人权的根基和对人权的尊重。公正言之，人权是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信条——无论人权是否得到尊重。
正如您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创造作品，您总是利用历史资料和档案进行创作，将它们转化为艺术作品。您能否描述这一过程？
首先，历史总是引人入胜，历史事件和历史记载都是如此。档案是在当下整理出来的，历史也存在于这个当下。我的作品，意在拯救这一历史并使之常新。我通过绘画，将一个文献中的世界转化为一个全新的现实中的世界。在这个新环境中，可以从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创作，将文件看作图画。我所做的是一种再加工，将文件转化为艺术品。
除了从《信使》杂志中汲取灵感创作系列作品，我还利用20世纪初创立的美国视觉艺术杂志《艺术新闻》、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的拉丁美洲艺术杂志《新艺术》以及其他杂志和出版物进行创作。2018年5月和6月，我在德国柏林展出了“自由为先”系列作品，这个系列作品受到“文化自由大会”出版物的启发，“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1950年成立于柏林的协会，致力于反对独裁政权。该系列作品是对冷战开端的一次回眸。
您何时有了从档案中汲取灵感的想法？
20年前，我移居柏林。当时这个城市正处于一个异常重要的过渡期，我在这个地方深受启发——这里曾有过对记忆概念的大讨论。在这些历史时刻，档案的概念才具有它完整的意义。
此外，我那时对自己的艺术作品也并不满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墨水画技巧，这让我重拾书写的乐趣而又无需放弃绘画。这一发现，加上我对档案概念的理解和对真实档案馆的走访——在那里邂逅过去的时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激发了我的新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决定了我后来的作品。
您为什么专门从《信使》杂志的81张内页和封面上选取图片，您想让人关注什么？
我的工作永远是一个取舍过程。在这方面，我选取的图片在我看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最为相关，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发起的打击种族主义学说和反种族主义话语，例如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著述开始。我要在此提及的是民族和文化平等以及人类的一体性。
我还找到了与非殖民化有关的旧资料，既有刚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的资料，也有记录了所谓自由殖民主义垂死挣扎的资料，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自由殖民主义仍然相信它可以维系自己的帝国。当然，还有所谓“原始”民族问题。在这方面，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指出这些民族并非落后，而是他们的思维复杂。大体而言，我感兴趣的是《信使》杂志所强调的科学进步和人类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巨大灾难发生之后，有人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您认为这种信念是否仍然存在？
不，这种信念已荡然无存。我们发现自己走进了某个死胡同，必须另寻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乐观时期与我们今天的处境形成一种强烈反差。以我自己的这种方式赋予这类资料新的用途或许是我的工作使命。在艺术领域和必要的象征性层面上，反思与经验始终携手同行，我们艺术家或许无力改变很多，但我们希望能够指出可能的前景。
进一步了解《需求之书》，请阅读《信使》1948年3月刊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