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祖父桑迪·科夫勒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庆祝其第一期杂志出版（于1948年2月出版）70周年。为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信使》杂志向其创办者桑迪·科夫勒（Sandy Koffler，1916—2002年）致以崇高敬意，邀请他的孙女奥雷利娅·多斯（Aurélia Dausse）分享她对祖父的回忆和他的笔记摘录。

奥雷利娅·多斯

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是一个坐拥书城的人。他手边总备着一部字典。其实，他通晓多种语言，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和汉语。我常常看到他在一本黑色的大字典上做笔记，那是他的汉语词典。汉语是他最喜爱的语言，他甚至能讲七种方言！让你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允许我们在他的字典上涂涂写写。有了他，书本便有了生命。书本不仅仅是可供使用的工具，它像是家里的一员，在我们用餐时随时都会来到我们的餐桌上。

桑迪思维敏捷、充满热情、富有想象力和好奇心。他总在学习新事物，喜欢同家人和朋友（人越多越好）分享学习的乐趣。这就是他作为一名新闻撰稿人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在创办《信使》的岁月里，他更是如此。

桑迪于2002年去世。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宝藏，这是我最近着手研究家族史时发现的——他个人的战争日记、书信、笔记本、照片和一套完整的《信使》合订本。这里面有许多细小的生活片段，讲述了这位杰出者的非凡旅程。能够在他创办并主导了30年（1948年2月至1977年1月）的期刊中撰文向他致敬，我深受感动。

从纽约到巴黎，再从巴黎回到纽约

桑迪·科夫勒出生在纽约，他的父母本是来自罗马尼亚布科维纳区切尔诺夫策（如今是乌克兰西部的一座城市）的移民。同许多其他移民一样，他们取道埃利斯岛抵达美国。联邦移民局就设在纽约港内的这座小岛上。他的父亲伯尔·科夫勒（Berl Koffler）起初只是在大街上出售苏打水，后来成为纽约市有名的拉比。之后，他搬到了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1916年10月24日，桑迪在那里出生了。

桑迪起初就读在纽约城市学院，之后获得了奖学金到巴黎索邦大学留学。1940年，他在波尔多学习期间，美国领事馆因为他是犹太人建议他离开法国。桑迪不愿离开，因为在波尔多有他的爱人，更因为他热爱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他自以为他的美国公民身份能保护自己。但是当纳粹入侵法国时，他最终还是前往马赛，登上最后一批驶向美国的轮船。轮船在葡萄牙长时间停留，这期间，桑迪抓住机会学习了葡萄牙语。

在纽约的生活

回到纽约以后，桑迪成为《美利坚》周刊的兼职专栏作家，还学会了版画复制技巧。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参加了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举办的讲习班。列维-斯特劳斯也是在德国占领法国之前离开的法国，于是他们两人成为了朋友。

几年后，他们在巴黎重逢——一人成为了《信使》主编，另一人参与了第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种族问题声明》（1950年）的起草，撰写了《种族与历史》（1952年）这部反对种族主义的伟大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科夫勒会定期邀请列维-斯特劳斯向《信使》投稿，因此，许多极为重要的人类学文章在被重印成册之前最先在《信使》上发表。[编者按：《信使》杂志在2008年出版了一期题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远观》的特刊，其中收录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大部分文章。]

战争促使桑迪与美国陆军心理战部门（PWB）签约并为其工作。他在战争情报局（OWI，美国政府的一个情报机构）接受培训，利用现代大众宣传方法传播和平主义思想。他被派往拉巴特（摩洛哥首都），登上了一艘在大西洋战役期间为盟军运送补给物资的美国（海军货物）自由号轮船。他在那里担任无线电广播“美国之音”的通讯员和信息主任，开发了一档24小时播报世界新闻的节目。194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热爱这份工作，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值得去做。”

桑迪随后被派往意大利，在那里，他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向人们通报盟军取得的进展，宣传和平。通讯的名称为《罗马信使》《威尼斯信使》《威尼托信使》或《艾米利亚（博洛尼亚）信使》，这取决于它在哪个获得解放的城市或地区出版。

《信使》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桑迪回到法国，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新创立的国际组织产生了兴趣。这个组织旨在通过科学和文化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促进和平，它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间引起了轰动。它的总部设在巴黎克莱贝尔大街19号的马热斯蒂克旅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月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一份两页篇幅的宽页黑白报纸《监督者》。1947年10月26日，这位年轻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供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开始了工作，那天他刚好31岁。

同年11月19日前，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众宣传局的首任局长哈罗德·卡普兰（Harold Kaplan）提交了关于创办一份期刊的提案，阐述了编辑流程、出版周期、不同板块概览、每个页面的专栏数量、文章篇幅以及字体。总之，这是一个完整项目，将成为另一个“信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

他写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非常多元化，它的计划涵盖大量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极其重要的主题，因此，收集生动有趣的文章并不困难。”他志向远大，不想把这份杂志的内容局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行动上，而是想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界评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文化科学界的领军人物访谈，以及由世界各地的专家撰写的深度文章。

他建议为法文版和西文版聘用资深编辑，如此，这两个版本就不会再只是英文版的简单复制品，或比英文版略显逊色。他承诺“确保这份杂志符合向公众出售的高标准”。

桑迪以最短的时间在所有方面取得了成功。1948年2月，第一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八页内容满满当当并带有插图的期刊）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巴黎印制。欧洲、亚洲和美洲15个国家的代理商向国际读者提供半年期订阅服务。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期刊之一就此诞生。

The Courier team in its first premises at the Hôtel Majestic, Paris (1946-1958).

《信使》传播

1957年，《信使》确认开展国际业务，它的第一份“外地”期刊面世，在莫斯科出版。这条道路畅通无阻，其他国家纷纷效仿。1960年，德文版在伯尔尼（瑞士）开始发行。1961年，阿拉伯文版和日文版分别在开罗（埃及）和东京发行。1963年，意大利文版在罗马发行。1967年，印地语和泰米尔语两个版本在印度发行。1968年至1973年，《信使》又增加了希伯来文、波斯文、荷兰文、葡萄牙文和土耳其文的版本。1977年2月，在桑迪退休时，《信使》已有15种语言版本。1988年，这份杂志的版本数量创历史新高，有35种语言版本。

对桑迪来说，增加《信使》的语言版本数量是为人们搭建桥梁的一种方式。泰米尔语版发行时，他在印度马德拉斯（现在的金奈）如是说：“从前，各个民族都以自我为中心。过去20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各国纷纷突破边界，眺望远方的地平线，遥望世界的各个角落，共同合作以求和平与理解。这是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家庭一直试图实现的宗旨。今天下午，我有幸见到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他告诉我，马德拉斯已作好前行准备，它已批准出版泰米尔语版《信使》。作为《信使》主编，听到他的这番话，我热血沸腾，因为这是一项成就。”

桑迪的忠诚

毋庸置疑，桑迪·科夫勒是一位伟大的专业人员，天生拥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身为20世纪标志性领军人物——比如，瑞士人种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和美国工程师兼画家弗兰克·马林纳（Frank Malina），他们都是桑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同事——的密友，他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七位总干事的赏识。其中一位总干事勒内·马厄（René Maheu，1961年至1974年任职）称他是个“才华与信念并存”的人。

桑迪·科夫勒意志坚定、魅力非凡，他孜孜不倦地为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理想而奋斗，始终保持警惕，以保持政治立场中立，即使是在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桑迪·科夫勒也是位执拗之人。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科夫勒（Pauline Koffler）说：“他从不听命于人，哪怕是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和政务官员下达的命令；他从不妥协，也毫不动摇，这给他惹了不少麻烦。”

世界公民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9年的一份行政文件中，我读到了对桑迪的一些评价：“他的职业能力、专业素养、创造力、首创精神和想象力使他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和主编。他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完备的职业良知、作为组织者和领导的公认素质，以及成为主管人员所必需的能力。”

另一份不太正式、未标明日期也未经签署的档案文件揭示了桑迪性格的另一面：“桑迪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及其理想的忠诚确实显而易见又不可撼动。平时在城里，很少见到埃米尔·德拉弗奈（Émile Delavenay）、托尔·耶斯达尔（Thor Gjesdal）和桑迪·科夫勒这三位同事聚在一起，但我记得，每年10月24日大概正午时分，他们会到巴黎的一家餐馆聚餐，庆祝彼此的生日，还特别举杯，庆祝《联合国宪章》生效的周年纪念日。”

就我而言，我一直很敬佩祖父，倾慕他的才智和品格。我很感激他把自己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忠诚、对书籍的热爱以及对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痴迷传递了下去。

深入研究他的个人档案和专业档案，我不禁想重新讲述这位热爱法国、总是对我说 “总之，我是一位世界公民”的美国人的迷人故事，想把它制成一部纪录片——目前，我正在做这件事。

延伸阅读：

《一年前的这个月，各国联合捍卫集体安全》（1951年）

《儿童图书馆：圣保罗儿童的天堂》（1953年）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已为诗歌的魅力所倾倒” 》（1957年）

《丹下健三和未来的特大都市》（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