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人权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00-1976年）的观点，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最低工资权、集会和结社自由权、自由就业权，这些权利都必须囊括进人权宪章，在此基础上方能设想一种新型社会。他在“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该文是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回复，于1947年寄出。

莫里斯·多布

权利宣言应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这种观念显然不切实际，在当今时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历史相对性的认识空前清醒。各种问题、需求、权利和义务只有在一套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才有意义——社会制度和关系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当今世界， 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然而， 拥有进步思想的人在特定的时代会遇到特定情况和一系列特定问题，权利宣言可以提纲挈领地表达他们的愿望，指明必须推动社会朝哪个方向前进。

任何新社会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实现充分就业，这在今天已是常识，但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即便如今，也有人抵制实现充分就业，或者认可这个目标却不接受实现的手段。直到最近，失业还被视为一种必然现象，伴随所谓的“自由社会”而出现；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储备”，没了它，资本主义经济将缺少一种至关重要的调节灵活性和约束性的工具。在这方面，颇为有趣的是1936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将“劳动权利” 列为“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首要权利（第118 条）。

消除贫困和匮乏

第二，必须保证人人有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足以消除贫穷和物质匮乏。这涉及两个方面。首先，制定一套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防止工薪阶层因容易遭受的风险（事故、疾病或年老引发的风险）而丧失收入能力。其次，保障某些最低就业条件：禁止一切不能达到最低收入标准的劳动合同。这不仅关乎个人愿望的达成，也关乎就业目标的实现；不过，对每一代人来说，最低标准（基本生活工资）本身会发生变化，而且全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和历史发展水平不同，这项标准也有所差别。

在全世界广大地区，由于工时生产率水平低，任何合乎愿望的最低标准目前都无法实现（即使收入分配发生根本改变）。在这方面，切实落实该项“权利”需要将这些地区的规划发展作为一个先行条件（在广大区域，系统地将发展纳入政府赞助范畴，而不是对其采取自由放任态度；最好为发展提供外部财政援助，但前提是该援助不得附带不利的政治条件）。

使人人有保障

第三，必须保障所有受雇人员的集会权和组织权。而且，要实现组织权就应当将该权利扩大至涵盖一切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使其有权就工人的雇用条件进行谈判，并有权派代表参与负责监管工作条件的机构的工作。把劳工看作是一种单纯的雇佣生产要素、在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不让他们表达任何意愿，这显然与人的尊严相矛盾。

第四，不因种族、信仰、意见或任何法律组织成员身份的不同而限制就业和谋生手段。

反对私有垄断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私有制规模如此之大，以致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独立获取这些生产资料，这等同于侵犯任何完整意义上的人的经济权利。凡土地和生产设备的所有权集中在某个阶级手中，除受前者雇用外，社会其余阶层别无谋生的可能性——这体现出，事实上人们的的权利极为不平等，重要的是，非所有者阶层（无产阶级）的自由被剥夺。对人权的这种解释当然无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相调和。

然而，如果能对这种解释作出更大范围的修正，就可以通过它来禁止私有垄断，即禁止主宰整个产业，禁止控制生产和销售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或从事生产的必备原料和必需品，因此也就能够禁止向私人消费者或其他生产者发号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