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与联合国讨论文件系列
第22号讨论文件
大屠杀时期的救人行为: 关怀的勇气
作者：Mordecai Paldiel
一个月明如洗的夜晚，我是个六岁大的男孩，随着父母、祖母和五个弟弟妹妹（一个抱在我手上），跋涉在树荫遮蔽的小路上。我们慢慢走近法国和瑞士边界的双重有刺铁丝网。那是1943年9月8日晚上，意大利在那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就要接防这段边界。在此之前，边防是由意大利人负责。
在这次逃难之前，我们一家三年来在法国维希统治区躲藏，换了好几个地方。德国人在1940年5月10日入侵比利时后，我们从比利时逃到法国。我们先是打算从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小镇St.Gauden偷渡去西班牙。偷渡失败后，我们去了马赛。德国人在1942年11月占领马赛后不久，我们逃到位于法国意大利区的小村Varces，靠近Grenoble。
现在意大利人离开了，父母决定孤注一掷，偷渡去瑞士。我们在两个法国人帮助下，安全跨过边界，但被瑞士边防巡逻队逮捕。我们遭到拘留，但运气不错，没有被送回已经被纳粹德国完全控制的法国。
帮助我们的是一位法国教士Simon Gallay神父，他住在小镇Evian-les-Bains。我的母亲才认识他几天，因为有人告诉她Simon Gallay神父是一位愿意帮助人的和善教士。我母亲见到他后，他立刻答应帮我们逃去瑞士。他果然说到做到。
几十年之后，我在大屠杀烈士和英雄纪念管理部门的大屠杀纪念馆担任各国正义之士方案的负责人，决心要找到他。我希望他还活着，让我能够代表我的家人和我工作的机构当面向他道谢。我的父母一直活到1980年代，他们告诉我他们能够遇到这位拯救者真是无比幸运。在遇到他时，他们为躲避德国人已经计穷力竭。我从别的一些文献了解到，Simon Gallay神父还帮助过其他逃难的犹太人。我的运气很好，竟然在Annecy的天主教养老院里找到了他。他给我讲述了我母亲向他求救的情况。
Simon Gallay神父因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一家，在1990年获颁各国正义之士奖，由我亲自前往法国代表大屠杀纪念馆和以色列国颁给他奖章和荣誉证书。颁奖仪式隆重，有多位民政和宗教官员参加。
同一年，我在大屠杀纪念馆的正义大道上以他的名字植下一棵树。我很高兴能够实现自己的承诺，向拯救我们一家的人致谢，Simon Gallay神父使我们一家得救，免遭那些凶徒的毒手。
我在担任大屠杀纪念馆各国正义之士部的负责人时，受到Simon Gallay神父事例的启发，帮助其他的幸存者向他们的拯救者致敬。在我任职的24年期间，帮助找出了数以千计的非犹太裔拯救者，并向他们致敬，他们是来自不同国家和行业的男子和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纳粹手中救出犹太人。他们的作为重新肯定了人性，而人性是纳粹统治时期最缺乏的伦理，当时正受到人类文明史上最残暴力量的压制。
以色列议会在1953年通过法案建立了这个方案，但实际实施要到九年之后，主要是因为1962年在耶路撒冷审讯阿道夫·艾希曼时揭露了一些事实。艾希曼是SS的高级军官，负责所谓的“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艾希曼于1960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人员捕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使用化名在那里居住。他被带回以色列受审。证人在审讯时的证词揭露了大规模消灭犹太人的令人发指的情况，但也有一些证词指出，幸存者如何得到非犹太裔的人的救援和帮助。
这些证人包括：Avraham Berman，他作证指出，波兰地下游击队员帮助犹太人逃出华沙贫民区；Abba Kovner，他领导了Vilna贫民区的起义，作证指出德国军士Anton Schmid帮助过犹太人； Joseph Melkman，他指出荷兰人Joop Westerweel因为救人被德国人杀害；Henrietta Samuel谈到挪威人Ingebjorg Sletten-Fosstvedt帮助犹太人逃到中立国瑞典；Hulda Campiano作证说，她的家庭在意大利受到天主教神职人员和非神职人员的帮助；还有证人谈到丹麦的犹太社区如何得到援救。1962年，艾希曼审讯即将结束，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决定启动一个方案，由以色列国向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公开致谢和致敬。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主持，负责制订颁奖的标准。只要有证据表明，还需要寻找拯救过犹太人的人，这个公开的委员会就继续运作。
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最高法院法官Moshe Landau，他主持了艾希曼的审讯。接任的主席是最高法院法官Moshe Bejski，他曾经得到Oskar Schindler援救，而Oskar Schindler曾经在审讯艾希曼时作证。
委员会决定，“正义”称号的基本标准是：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至少一个犹太人，没有接受物质酬谢，拯救者的事迹得到受援者的证实。符合这一标准的拯救者可以用他或她的名字在大屠杀纪念馆稱為正义大道的特殊树林里栽种一棵树。这个大道通向大屠杀博物馆，馆内藏有关于最后解决办法的恐怖事件的档案纪录。这些树告诉访客，最后的话语由拯救者来说，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没有资格说话。在植下大约2 000棵树后，已没有继续植树的空间，于是决定在大屠杀纪念馆特别划出一块地方，稱為正义花园，继续向正义之士表示敬意。获奖者的名字每年镂刻在花园里的石头上，永垂不朽。此外，每一位拯救者获得一枚特别铸造、刻着他名字的奖章和一张荣誉证书。无法到以色列领奖的获奖者由以色列的驻外外交代表颁发，以表示以色列国正式确认拯救者英勇的人道主义行为。
在正义方案庆祝50周年的时候，大屠杀纪念馆大约刻有25 000个拯救者的名字。此外，大屠杀纪念馆出版了10卷巨册，记载这些人的冒死犯难的人道行为，让世世代代都能记住他们的榜様。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说明，只能举例如下：荷兰的Joop Westerweel，他带领逃亡的犹太人跨越比利时和法国边界，攀越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比利时人Andrée Geulen，他帮助数百名犹太儿童找到安全住所；法国方济会教士Pierre Marie-Benoît，他在马赛拯救犹太人，在罗马使用的名称是Benedetto神父；意大利人Giorgio Perlasca，他在布达佩斯冒充西班牙外交代表救助犹太人；德国人Oskar Schindler，他在波兰Cracow和摩拉维亚Brunnlitz拯救了一千多名犹太人；Metropolitan Damaskinos在雅典的希腊东正教教会庇护逃亡的犹太人；他在保加利亚大都会斯特凡的同僚也这样做；波兰人Jan Kozielewski使用化名Karski专程前往英国和美国，敲响波兰犹太人将被消灭的警钟；勇敢的波兰人Irena Sendler拯救了数百名犹太儿童，把他们秘密带出华沙贫民区；立陶宛人Jonas Paulavicius在Kaunas郊区自己家里庇护了数十名犹太人和一些苏联战俘；以及拉脱维亚搬运工人Janis Lipke，他从Riga地区的德国劳动营偷运出犹太人，把他们藏在他位于波罗的海海边僻静的农场里。
获得“各国正义之士”称号的人获颁一张证书。有时候，由于整个社区参加救援行动，因此由社区获得“正义”称号。例如，法国新教社区Le Chambon-sur-Lignon在不同时期大约庇护了数千名犹太人；荷兰Drente省的Nieuwlande村也庇护了数百名犹太人； 丹麦地下组织帮助犹太人逃往瑞士。还为波兰正义之士Wladyslaw Bartoszewski(后来任波兰外交部长)用Zegota的名字种了一棵树，这是专门帮助犹太逃亡者的秘密波兰组织的名字。数十名外交官也获得正义称号，因为他们违反或曲解了他们政府关于限制和禁止给犹太人签证的命令。 例如，葡萄牙驻Bordeaux的总领事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发给几千名犹太人和其他担心受到纳粹惩罚的人过境签证。最著名的还有瑞典外交官Raoul Wallenberg，他奉派去匈牙利援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后来在苏联人那里消失踪影，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我有幸在这个方案任职24年，就这个令人鼓舞和振奋的现象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好几本书。我现在在纽约教书，仍然继续寻找那些由于别人的援手而幸存的人。我是ADL隐藏儿童基金会的队友和Raoul Wallenberg基金会的顾问，负责帮助这些幸存者写下证词，然后送去大屠杀纪念馆审查，看看是否符合各国正义之士的资格。因为我们有责任让子孙后代知道，大屠杀不仅留下恐怖的记忆，也有正义的故事。这些义行可以激发人的善心，成为固有人性的一部分。这种善心可能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开始，然后像许多拯救者所做的那样，扩大到长时间地帮助更多的人。这种圣洁的行为不一定要有头戴光坏的圣人才能做到。大屠杀纪念馆名单上的正义之士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无意中碰到如何帮助逃亡犹太人的问题，突然间脱胎换骨，身不由己地变成了拯救者。
不善言辞的意大利砌砖工人Lorenzo Perrone就是这种情况。他在1944年与同伴被派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建築工程，偶尔遇到意大利同胞Primo Levi；Levi是个犹太裔的囚犯，被派来帮他搅拌水泥。就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触动了Lorenzo的心灵。这不仅是他喜欢和蔼可亲的Levi，也是因为他决心要帮助Levi在奥斯威辛这个人间地狱活下去。一开始，这个决心只表现在他从意大利人的厨房偷些食物带给Levi。此后的半年期间，Lorenzo每天早上把一个装满汤的军用饭盒藏在木板下面带给Levi，叫他黄昏前把空盒子送回来。到深夜时，等到意大利工人都睡了，Lorenzo溜进厨房，从锅里捞出剩菜残羹，第二天带给Levi。除了每天一盒汤，偶尔也加上一片面包。Levi心里着急，想与躲藏在意大利的母亲联络，告诉她不要太担心，因为虽然他被关进了德国的集中营，但仍然活着。犹太人绝对不准对外写信，但像Lorenzo这样的民工可以写。Lorenzo同意让Levi写一封带着暗语的信，通过一个非犹太裔的妇女带给Levi的母亲。
1944年8月， Primo Levi惊喜地收到一封家信，接着又接到在意大利躲藏的妹妹和母亲寄来的包裹。包裹里是一些人造巧克力、饼干和奶粉。Levi在战后回忆说：“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说得清这个包裹的真正价值和对我产生的影响。”不用说，如果发现了写这些信的人的真正目的和身份，Levi和 Lorenzo 都难逃一死。Levi表示，Lorenzo“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人，从没想过做好事需要酬报”。
Primo Levi对Lorenzo Perrone的善心有点难以置信，因为这里是集中营，文明举止和道德行为已经荡然无存。1945年6月6日，战争结束后不久，Levi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一个人纯粹无私地帮助另外一个人，令人难以理解，超出想象，就像是从天而降的救星。我欠这个人太多了，一辈子也还不清。”两人战后在意大利重逢时，Lorenzo告诉Levi，他在奥斯威辛还帮助过别的人，但从没想过需要提起。他对大吃一惊的Levi说：“我们到这世界来只要做好事，不需要到处吹嘘。”作家Carole Langier在提到Primo Levi时说：“没有Lorenzo Perrone，我们就没有一位伟大的关于大屠杀的证人和作家，甚至可能是最伟大的作家。”1998年，大屠杀纪念馆颁予已去世的Lorenzo Perrone各国正义之士的称号。
Lorenzo的善良深刻地影响到Levi的思想，他在战后他的第一本书《If This Is a Man》中写道：
“为什么我没有像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一样，逃过劫难活了下来，我相信是Lorenzo让我能够活到今天。不是因为他给我的物质援助，而是因为他的存在、他的自然质朴的善良不断提醒我，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正义的世界，存在着一些纯洁完整的事物和人，没有腐败，没有野蛮，超越了仇恨和恐怖……就为了这些东西，值得我们活下去。他的纯净人性，超越了我们这个否定一切的世界。感谢Lorenzo，他使我没有忘记，我是个人。”
大屠杀纪念馆各国正义之士名单上像Lorenzo Perrone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的行为，遵循了古犹太哲人希勒尔的格言：“如果我只为自己，那么我还有什么价值？”后来的塔木德经也说：“救人一命，如同拯救整个世界。”这个教诲值得我们牢记，为了我们的未来，也为了善良的人性。
讨论问题
1. 谁是“各国正义之士”？
2. 你在读到Mordecai Paldiel 的文章之前知不知道各国正义之士？
3. 你是否知道你本国有人获颁各国正义之士？如果有人，他的事迹是什么？
4. 你认为拯救者表现出什么样的道德勇气？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救人？
5. 在对抗种族灭绝方面个人要负多大的责任？
本讨论文件丛编为研究大屠杀和如何避免种族灭绝的个别学者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以进行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论坛。这些作者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他们被要求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具体经验，起草文件。个别学者所表达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