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与联合国讨论文件系列
第28号讨论文件
联合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仪式，2014年1月27日
作者：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先生
谢谢大家。
副秘书长先生、阁下们、大屠杀幸存者们、女士们、先生们：值此联合国国际纪念日之际在此讲话，是我的荣幸。
我感谢大屠杀问题联合国外展方案邀请我就今年的主题“穿越大屠杀的旅程”发表讲话，并感谢方案多年来与南加州大学浩劫基金会建立伙伴关系。特别有意义的是，Rena Finder以及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其他幸存者今天在这里与我们在一起。我想将我的讲话献给他们。
联合国是人类建立的最重要机构之一，不仅是因为我们共同希望联合国将实现其宪章的各项规定，还因为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世界所有人的代表听目击者诉说经历，然后据此制订政策；这是证词形成行动基础的地方。
在我开始考虑我要就今年的主题“穿越大屠杀的旅程”说些什么时，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讲话的内容是否能有意义，因为我不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我是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年诞生。我对法西斯统治下欧洲犹太人的遭遇的认识最初来自我祖父母，他们告诉我亲戚和朋友们的可怕命运。
当我三、四岁时，我记得我坐在祖母身边，听她教匈牙利幸存者英语，他们向我展示他们手臂上留下的集中营印记——我被告知这时我开始学习阅读数字。
像很多犹太孩子，我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各种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我参照我所知道的大屠杀和死亡集中营的历史来审视这些遭遇。
反犹太主义导致奥斯威辛的建立，但在我感觉到怀有偏见的侮辱性言词和种族灭绝之间存在关联的同时，我感到诧异的是，我所经历的美国版的反犹太主义为何破坏性变得如此小。
塑造我政治思想的因素中，一个是设法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另一个是认识到除了使600万犹太人丧失生命的大屠杀和对罗姆人的种族灭绝外，纳粹还迫害了许多其他群体，如同性恋者、残疾人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都受到偏见、压迫和法西斯杀人机器的伤害。
我成为一个电影摄制者，是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将我所关切和关注的事传达给我的观众，并在我成为父亲后，传达给我的孩子。我在花了大约20年时间拍摄关于鲨鱼、外星人和恐龙的影片后才觉得我可能为拍摄一个关于大屠杀的影片做好准备，但我一旦开始导演“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时，我才认识到我根本没有做好完成任务的准备。
在拍摄期间，大屠杀的幸存者告诉我他们的历史。许多人说，“请你在讲完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后讲讲我的故事。”他们不是要求我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他们要求我帮助确保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录，说明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亲人身上、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整个文化和他们的文明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只要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成为全世界的老师。我们只需要为他们提供平台。
我们在1994年设立浩劫基金会时构建了这个平台。在头四年，我们在世界各地旅游，每个星期记录下与约250名大屠杀幸存者的面谈。Rena Finder连同51 413名其他幸存者的旅程记载在浩劫基金会的见证记录中，这些见证者生活在56个国家，说32种语言。
导演“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与幸存者面谈，是我试图了解大屠杀的方式。将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分割为一个个的片段，这是我所知道的处理并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的唯一方式。那些经历过这种现象的人，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事；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愿意教我们。幸存者和目击者常说，他们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帮助让他们活下去的愿望，是让其他人听到、相信和理解他们。因此，我虽然没有可以告诉大家的穿越大屠杀的个人旅程，我愿意向幸存者的旅程献出我的旅程。我的大屠杀旅程，以及所有不是幸存者的大屠杀旅程，是理解大屠杀的旅程。
我对“穿越大屠杀的旅程”这个主题的第二个问题是“穿越”这个词。这个词让我停下来思考。在这个语境下，我感觉这是一个极为乐观的词；它使人联想到大屠杀过程在进入后还可以出来，而且仍然有此可能，联想到对于那些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以及发生过大屠杀的世界，大屠杀有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对历史而言，这两种情况当然都存在。有小部分人确实从集中营幸存，并且后来活了很长时间，有富有成果和不平凡的生活，许多人认为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决定性地战胜了尝试吞噬他们的邪恶力量。恐怖经历的幸存者往往表现出一种大无畏和完全的乐观精神。没有东西比人类这种化愤怒和悲痛为智慧、进步和正义的源泉的能力更奇妙、更美丽。
幸存者有强大决心帮助使未来不再有种族灭绝情况发生，但这种决心不是来自将大屠杀抛在背后和逃避历史。他们坚决要求我们充分面对历史，使大屠杀留在我们记忆。他们的旅程是进入大屠杀的旅程。他们不能脱离这个旅程。世界也不能脱离这个旅程，直到不再有种族灭绝时，直到不可想象的变为不可能的时候。可悲的是，我们都知道，大屠杀今天还和我们在一起，世界一些地方正在试图进行种族灭绝。
针对这一现实，我们扩大了浩劫基金会的收藏，使其中包括来自亚美尼亚、柬埔寨和卢旺达种族灭绝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证词，最终我们将包括来自Shreber-neet-suh和苏丹的证词。
基金会工作人员最近告诉我，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幸存者要求看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因为他们想知道人们如何在面对死亡和失去亲人后重建他们的生活。过去的种族灭绝受害者现在成为最近种族灭绝受害者的老师。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情况时，我深深被感动，我很高兴我们收集大屠杀记忆的工作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提供了帮助。但也不禁陷入极端悲哀。
为什么在犹太人大屠杀发生后会有连续几代人成为大规模杀戮的牺牲者？如果今天种族灭绝似乎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样不可阻挡，我们是不是要问自己，做见证有什么用？如果种族灭绝仍然发生，为什么还要收集证词？
大屠杀幸存者乔治•帕帕内克在他的访谈结束时，直视摄像头，敦促人类走到一起，不论风险如何，创造我们一起采取行动制止种族灭绝所需的势头。正如我所说，我们可以并且实际上在权力的高殿堂上听到乔治的见证，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很大成就。在像这样的殿堂上，幸存者告诉我们种族灭绝是有准备的，杀人机器一旦到位，干预有时可以成功，但更多时候不成功。他们要我们学会对种族灭绝的警告和预测信号早作准备，一定不要在万人坑打开后才采取行动。他们要我们从他们的遭遇吸取教训。
种族灭绝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是，我们要在在同一时间面对大得真难以想象的总数。这些数字使我们麻木。它们超出了人类弄懂世界事情的能力。
这里告诉你一个理解种族灭绝是如何难以理解的问题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想看完浩劫基金会收藏的近52 000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他或她将必须在近15年内每天花24小时才能看完视觉历史档案的全部内容。我们应记住，此存档所记录的是大屠杀中不到百分之一的犹太受害者，不到大屠杀受害者总数百分之一的一半。
神经科学家说我们能够理解的具体现实充其量是小村庄的规模 ——几千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就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因此，要我们面对种族灭绝的现实就是要我们面对如此大的谋杀数字，这使我们无法避免将其抽象化，我们的怜悯心，也许我们的道德想象力恐怕也会随着抽象化而减少。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样大规模的邪恶，然后形成行动计划？
答案很简单：我们必须能够。我们面对种族灭绝时可能产生麻木感。我们决不能麻木。种族灭绝是邪恶的；但我认为也许最大的罪恶是没有遭受此种恐怖的人让自己陷入悲观。因悲观而不采取行动就是邪恶的胜利。种族灭绝呈现的影像如此令人震惊，使人甚至看不下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看。而当种族灭绝持续发生时，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收集证词保留记忆，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知道正义活在记忆中。我们知道抑制记忆，有意遗忘，也许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最大危险。因为我们没有遭受此种恐怖，我们知道悲观是一种选择，记忆也是一种选择，但如果我们想继续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面对和记住过去，吸取教训、采取行动。
历史没有旁观者。历史潮流不会绕开我们——它流经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历史潮流的一部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历史，每个人都由历史组成。历史仅仅是描述人的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当证词和证人构成政策的基础，当真理而不是狭隘的国家或地方利益构成行动基础，就有很大的希望解决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如此重要。
这个机构，这个寄托世界那么多希望的机构，是在无法估量的困难下存在的。联合国能够存在、坚持并扩大使命，就是拒绝悲观的证明；联合国致力于做见证，并让其他人在联合国做见证，就是为记住过去、吸取教训、获得启发以采取行动提供无可辩驳的支持。
本讨论文件丛编为研究大屠杀和如何避免种族灭绝的个别学者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以进行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论坛。这些作者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他们被要求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具体经验，起草文件。个别学者所表达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