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小说家伊纳姆·卡沙希（Inaam Kachachi）为读者描绘了她钟爱的城市——朴素、欢愉、矛盾、受创、血流成河、奄奄一息的摩苏尔。她讲述了自己对尼尼微的深深眷恋，而这座古城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伊纳姆·卡沙希
几年前，在造访美国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阿拉伯笑话——一名男子被判处死刑，在套上绞索之前，人们问他还有什么遗愿，这个人回答说：“我想学日语。”我们这些摩苏尔人身处类似的尴尬境地，一边被迫流亡，一边梦想着无望的归程。
在这次访问期间，底特律的一家当地电台邀请我参加一档节目。这家电台由伊拉克人社区经营，在当地颇具影响力。我惊讶地发现，电台的所有节目都用迦勒底语播出，人们自然也就要求我说这种语言！我不得不对众人解释一番，我的父母虽然是基督徒，但他们是摩苏尔人，作为城里人，他们在家里说阿拉伯语。而迦勒底语是阿拉米语（ 基督使用的语言）的近代变体，是城外基督教村庄居民使用的语言。
作为记者，我一直用阿拉伯语写作。我对迦勒底语略知一二，不过也仅限于仪式上吟唱的几句歌词和诗篇。我在巴格达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但摩苏尔是我的最爱，我想，它是我的精神家园。这座城市四周有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以前，我们常在复活节去摩苏尔度假，享受那里温和的气候，欣赏那点缀着红色虞美人与黄色洋甘菊的花园之美。我从小就知道，摩苏尔有两个春天——因为，这里的秋天宛如第二个春天。
我还知道，摩苏尔是一座保守的城市，摩苏尔人以认真、勤勉、严谨而闻名。在这里，感受不到丝毫的冷漠。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伊拉克音乐中极少能够听到摩苏尔口音。除了19世纪伟大的作曲家莫拉·奥斯曼·毛西利（Molla Uthmân al-Mawsili）和巴希尔家族之外——特别是穆尼尔·巴希尔（Mounir Bachir，1930—1997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鲁特琴演奏家之一——大多数伊拉克歌手、作曲家和词曲作者都来自南方。这些艺人有着明显的乡村口音。如今，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一些摩苏尔歌曲，不过数量屈指可数。
有一次，也许就因为我穿了一条短裙，一个小男孩朝我扔了石块。这难道就是摩苏尔人的保守天性吗？母亲为了迎接开斋节，特意为我缝制了这条红裙子，还配上了白色的彼得潘小圆领。我向一个过路人求助，那人却对我破口大骂：“小丫头，还不快遮住你的腿！”这个小丫头当时只有七岁，她的裙子覆在膝盖以上两厘米的地方。
摩苏尔既保守，又宽容。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从中你可以看出摩苏尔曾经是一座何等开明与包容的城市。当时，我父亲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感谢父亲对我的厚爱，是他鼓励我钟情于阿拉伯语、阿拉伯诗歌和文学）。
上高中的时候，父亲的阿拉伯语是全校最好的。按照惯例，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本精装版《古兰经》。就在颁奖典礼的前几天，父亲走出校门时看到校长正坐在马车上（这是20世纪30年代常见的交通工具），在校门口等着他。校长示意我父亲坐到他身边来，然后便一起去了城里的一家大书店。校长说：“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本书作为奖品，无论价格高低。”对于一名基督徒学生来说，这其中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了。但父亲拒绝了这个提议。校长又劝他说：“阿卜杜勒·阿哈德（Abdel-Ahad），你是一名基督徒，而摩苏尔是座保守的城市。我们不能把《古兰经》交到非穆斯林学生的手上。”
我父亲不肯让步，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其他奖品。最终校长还是屈服了，他要我父亲保证，会像穆斯林家庭一样尊重这本《古兰经》。20世纪60年代，我的姐姐又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姐姐是巴格达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她在《古兰经》释读课上拿到了最高分。系主任把姐姐叫去谈话，要求她放弃奖品，以免出现尴尬局面——他怎么能宣布一个基督徒学生这门课的成绩优于其他穆斯林同学呢？这名老师显然不具备30年前摩苏尔高中校长那样的勇气。
摩苏尔在丝绸之路上，我很自豪地告诉我的法国邻居，平纹细布（一种精细棉布）就源自我的家乡。在摩苏尔，来自亚美尼亚、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的信仰三大一神教、分属多个不同种族的孩子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睦相处。但随后，政治纷争开始荼毒这座城市。1948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迫使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离开了摩苏尔（即便在今天，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依然保留着极为明显的摩苏尔口音）。
伴随着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伊拉克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的争夺导致各地血流成河，摩苏尔也未能幸免。后来爆发了海湾战争，美国人占领了伊拉克，举国上下一片混乱。但最糟糕的还在后面——伊黎伊斯兰国占领了摩苏尔，随后，大批基督徒流亡他乡，遭到放逐。全世界眼睁睁地看着见证过近7 000年文明的博物馆、古代雕塑和文物古迹被摧毁，却爱莫能助。
2017年6月，在电视上看到努里大清真寺的标志性宣礼塔（“驼子”）被炸毁时，我不禁泪流满面。这座宣礼塔像比萨斜塔一样是倾斜的，它是摩苏尔的象征——人们把它印在明信片上，就像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和埃及金字塔一样。我还记得，当年美国战机炸毁了巴格达市最美丽的悬索桥，我的前任教授、女诗人拉米阿·阿巴斯·阿玛拉（Lamiâa Abbas Amara）在那一天用阿拉伯语方言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断了的不是桥梁，是我的肋骨。”这正是我看到摩苏尔的“驼子”宣礼塔被摧毁时的感受。
最重要的是，比起石头，人更重要，但人们正四散流亡，被赶尽杀绝，他们是受害者。日复一日地，带着这份悲伤，我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早已在小说《飘零》（2016年）中预见到了这一天。流亡仍在继续，大批基督徒正陆续离开伊拉克，特别是摩苏尔。
60多年来，我始终以伊拉克人自居，拒绝被称为基督徒，拒绝将自己囿于某个单一群体之中。当我的书被译成法语时，记者问我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我嘲笑他们的幼稚，并且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但如今，我在接受采访和写文章时，都会大声清楚地表明我的身份。不为维护社群，只为证明，伊拉克——这个我出生、学习、热爱、成家立业、喜得长子的国家，曾经有过一段光明之期，那时，从没有人想过要追问我的宗教信仰。
如今，我寄居巴黎，有幸与年逾八旬的摩苏尔作家萨菲娅（Safiya）一起追忆在伊拉克度过的那些时光。萨菲亚和我一样，也是移民。她向我讲述了上个世纪她在摩苏尔的精彩人生。萨菲亚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伊玛目，但她和城里的朋友们一样，身穿巴黎新款时装，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而今天有谁能想象出这样一幅场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医学院招收女生就读，女学生们身穿白色短裤，与男同学一起打网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