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认为史前人类野蛮好战，这其实是19世纪下半叶出现并延续至今的一种误解。考古研究表明，集体暴力实际上是随着族群定居以及人类从捕猎经济向生产经济过渡而出现的。
玛丽蕾娜·帕图-马蒂斯
即便到了今天，公众依然普遍认为史前人类是彼此之间冲突不断野蛮人。然而，史前社会真如当今社会一样充满暴戾之气吗？只有考古遗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确定暴力行为的特征，考古学家研究抛射物对人体骨骼造成的撞击和伤害，评估这些骨骼的保存状态，并且分析骨骼出土地点的周边环境。
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暴力迹象来源自因食人习俗。考古学家在旧石器时代的人骨上发现了关节脱落、脱形（剥除皮肉）、碎裂和焚烧等痕迹。食人习俗较为罕见，出现在78万年前，西班牙的阿塔皮尔卡考古遗址中可找到相关证据。旧石器时代的其他游牧狩猎-采集部落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农牧部落都存在过这种习俗。不过，人类同类相食的这些证据引发了一些问题：受害者是不是先被杀死，然后才被吃掉？事实上，食人习俗同样适用于已逝者，例如，家庭成员分食死者遗体，形成族内食人葬仪。
只有在人体骨骼上发现被斩首、受抛射物撞击或被钝器击打致死等痕迹，才能够支持被吃掉的受害者死于暴力这一假设。留有这些痕迹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不超过30处。问题在于，“食人者”和“被食者”是否属于同一族群？尽管人们在几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找到了人类同类相食的证据（作为食物或是为举行仪式），但通常很难断定这种情况是属于族内食人还是族外食人。
除这种特例之外，在距今12000多年的数百块人类遗骨上，只发现了十几起暴力事件留下的痕迹——由抛射物撞击或击打头部造成。不过，这些伤痕究竟是意外所致，还是个人之间、族群内部抑或是族群之间暴力行为的后果呢？由于时代久远，很难进行区分。但很多伤口（例如，头部遭受击打或撞击而留下的伤口）都有愈合的痕迹。由此可见，这些人并没有被杀害，从而或许可以证明他们受伤是意外事故或是与他人争吵的结果。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攻击者的身份问题再次出现——攻击者是与受害者属于同一族群，还是外来者？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此外，将人骨用于制作家庭物品或装饰品的做法也让人不禁揣测这些遗骨的主人死亡时的情形。但这些物件很有可能被用于某种特殊的丧葬仪式，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断定死者是否因暴力事件而死。
考古数据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暴力，特别是在涉及同类相食的仪式上。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关于集体暴力的证据。在保留下来并经过研究的大多数遗存当中（不包括食人习俗），只发现一个人死于暴力，这可能证明了人际冲突（很少致命）或祭祀仪式的存在。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旧石器时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原因有以下几个：人口少、生活地域富足且多样化、资源匮乏，以及社会结构相对平等、等级划分不明显。
在这些以游牧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小群体当中，所有成员必须合作互助才能存活下来。此外，部落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于确保繁衍后代至关重要。由此可见，所谓史前“野蛮人”的说法，不过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误解，目的是强化关于人类诞生以来取得巨大进步的论调，彰显“文明”概念。史前人类“暴戾好战”的形象是学者杜撰出来的，并因艺术家和作家的加工而深入人心。
旧石器时代末期，随着族群逐渐定居下来，集体暴力开始出现（公元前13000年，在近东地区），但被杀害者依然仅限于一个人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这种情况可能是由族群内部爆发冲突造成的，也可能是以人作为祭祀品的结果。
然而，有两处遗址的情况不同：埃及境内靠近苏丹北部边界的尼罗河右岸杰贝尔·萨哈巴第117号遗址；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以西的纳塔鲁克遗址。
在距今14340至13140年的杰贝尔·萨哈巴墓地，人们从石板下的墓坑中挖掘出了59具人体骨骼（1964年发现），其中包括各年龄段的男女成人和儿童，他们中有半数是死于暴力。
死亡原因或是针对头部的重击，或是身体上由长矛或抛射出来的尖锐石块造成的贯穿伤，考古人员发现，一些石块嵌在了遗骸当中。有三名男性被处死时可能是躺在地上的。目前还不清楚这59具尸骨是否同时被掩埋，但这处遗址是发生过集体暴力的第一个明证。暴力事件究竟是族群内讧，还是外部族群入侵，目前还没有定论。
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纳塔鲁克很可能有27个人（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扔进了沼泽。有12具尸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其中10具尸体上可以看到暴力行为造成的损伤，有两具尸体的双手被绑，包括一名孕妇。2012年，人们在远离人烟的地方首次发现了这一小队狩猎-采集者的遗骸，他们可能是在外出途中遭到了另一队人的屠杀。
新石器时代留下了更多暴力行为的痕迹。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环境方面（全球变暖）；经济方面（驯化动植物、寻找新领地、有了余粮和存粮）；社会和社会结构方面（定居、当地人口激增、出现了精英分子、形成了社会阶层）；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宗教方面也出现了变化（女神让位给男性神祗）。
考古人员在距今大约8000至6500年的几处墓地中发现的武器类型（几乎没有弓箭）以及尸体旁的陶器碎片都证实，村庄内部或村庄之间曾经爆发流血冲突。受害者的遗骨可以证明，这些人间惨剧是由于危机（人口、治理、流行病）所迫，或者是为了举行某种仪式（葬礼、和解、赎罪、打地基），需要以人献祭，有时祭品会在祭祀完成之后被分食。
然而，根据西班牙岩洞中的一些壁画，不能排除两个部族或族群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这些壁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至6500年，它们描绘了不同阵营的弓箭手交锋的场景，这是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不曾有过的主题。
经济变化（从捕猎到生产）在初期就导致了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而且似乎在冲突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生产粮食不同于利用自然资源，这会使食物出现富余，继而形成所有权的概念，从此便造成了不平等现象。
不久，存粮就招致嫉妒，挑起内部斗争，并且作为潜在的战利品引发族群之间的冲突。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岩画和墓葬中出现了酋长和武士的形象，也证明经济上的这种变化导致农牧社会内部形成了等级结构。精英分子和武士等社会阶层出现，因此格外需要奴隶来从事农业劳作。
此外，精英分子有自身的既定利益，也有竞争对手，所以会引发族群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族群之间的冲突。从公元前5500年开始，以新移民的到来作为标志，村庄之间冲突的痕迹出现得更加频繁。公元前3000年前，世界进入青铜时代，村庄之间的这种冲突更是大幅增加。在这一时期，金属制成的名副其实的战争武器出现，战争从此成为一种常态。
今天的人们很难测算史前暴力行为的实际情况，关于这一现象的重要性评估可能要取决于调查结果和研究现状，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设想。一方面，相对于史前时代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跨度（数十万年）而言，留有暴力痕迹的史前遗址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对他人施暴的行为由来已久，但战争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战争的起源似乎与生产经济的发展有关，后者在初期就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变。
人类基因中没有暴力的成分，暴力的出现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所谓的“原生（原始）暴力”是一种误解。因此，战争并非与人类形影不离，而是社会以及社会文化的产物。有关早期人类社会的研究发现，在面对危机时，与崇尚利己主义和竞争的族群相比，崇尚合作互助的族群更加坚韧顽强。
人类祖先的真实生活可能介于两种观点（都具有虚构性）之间：一种是霍布斯眼中“残忍的黎明”（《残忍的黎明》，吟诵史前时代的诗集，作者是科学家兼作家亨利-雅克·普鲁门（Henri-Jacques Proumen），1879-1962年）；另一种是哲人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心目中人类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