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病如是说

生命被赋予更高价值，卫生机构的影响力增强，医学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权力扩张——这些现象并不是产生于这场大流行病所引发的危机，而是在这场危机中浮出水面。

叶卡捷琳娜·舒尔曼

莫斯科社会经济学院（MSSES）副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俄罗斯和欧亚项目副研究员

现在来讨论这场大流行病的后果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它们并非由危机本身而产生，而是在此背景下愈显突出。社会、治理体系、企业和公民只能用前危机时代已有的一些办法去应对现状。常言道，将军总是在打上一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无论个人或集体——都是将军。

当前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表明，政府再也不能任由疫情蔓延。要保住政权，政府就必须证明自己正在尽一切努力挽救民众生命。

若是在过去，COVID-19这种疾病的出现和传播会被视为在所难免。但根据当代道德体系的要求，生命被赋予更高价值，人们不可能再抱有这种想法了。

生命至上

在20世纪，以崇高理想或远大目标（克敌制胜，建设伟大工程，许诺将迎来黄金时代）之名限制民众自由，往往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到了21世纪，让人们同意缩减其自由空间的已经不是关于光明未来的美好前景，而是避免大量人员伤亡的期望。我们今日所受的种种限制——许多人认为这些限制是国家暴力强化的标志——实际上是我们对安全需求的必然后果。

生命变得无比珍贵，以至于如果某人的死亡在社会看来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这个生命的逝去将成为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无法承受的重大损失。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各国在限制民众自由方面采取的措施大同小异。

不过，面对被疫情和封禁措施蹂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各国采取的扶持策略截然不同。现代经济的基础是服务业，而不是资源开发。因此，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保护民众——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理性之举，即便此举在短期内似乎显得无利可图。

在这场危机中，人文主义文化愿意为维护公共卫生而在自由问题上作出让步的态度已经明了。预期寿命的延长、医学的进步、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崇，以及人们沉浸在社交网络上的表现，都助长了这种现象。

日常生活医学化

“安全”概念包含“生存”和“保持健康”两方面。出于对这项当务之急的渴求，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走向医学化。除了一些医学名词和做法的流行，这个趋势可能还将包括今后的政治进程和治理工作——比方说国际社会或许会决定在抗击疾病时要开展与打击恐怖主义同等程度的协调。

医学知识得到普及，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未经论证的表述，特别是在网上。医学知识已经侵入人们的日常话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对出现在公共场所的体温测量仪习以为常，就像我们当初习惯金属探测器那样。我们大概很快就会忘记，要不要去看医生本应是凭自由意志决定的事。或许就在明天，发烧的人会被要求隔离在家里，像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样。

日常生活医学化同时也意味着卫生机构的作用日益重要，包括在政治领域。这一进程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均有体现。要衡量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政治影响力，不仅要看有多少国家切实执行了该组织提出的流行病学建议，还要看对这些建议的政治抵制的激烈程度。

为了恢复国际贸易、航空运输和旅行，在不久的将来制定一套新的全球卫生规章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负责制定这些建议并监测建议落实情况的超国家机构（假如能被创建的话）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共同的经历

全世界在一夜之间突然关上了大门，但同时又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场共同的灾难促使全人类为着一项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上一次出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情形，大概可以追溯到核竞赛开始之前，不过区别在于当今公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大大提高。

也正是在这些关键时刻，主导未来世界的联盟将应运而生，就像撼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样。谁会是最后的赢家？谁将成为“抗病毒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现在我们还无从知晓。

但可以肯定的是，工业化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以弥补较贫困国家卫生系统的不足。否则，一切抗疫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如果无力防疫的国家再暴新疫情，那么通过封禁等严格措施取得的成效就会被一笔抹杀。

刚刚过去的这段日子是我们的共同经历——一段许许多多人在同一时刻亲历、共感的经历。彼情彼景，与大约20年前纽约世贸双子大厦轰然倒塌时的境况何其相似。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那场袭击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那天开始，世界各地的安全机构权限大增，针对公民的监控力度亦随之增强。那场袭击事件过后，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使用面部识别软件和布控监听系统成为普遍做法。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从此改变，特别是在航空旅行方面，一系列管制措施相继出台，而且如今已被视为常态。

加强监控，压制自由

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国家借冠状病毒疫情之机，通过法律手段扩大了监控和使用公民数据的权力。我们亲眼见证了非常时期监控和管制变为合理和合法之举的全过程，就连民主国家也不例外。这场疫情甚至可能会进一步侵蚀民众的隐私权。在民主社会，至少还存在制衡力量，能够制约对于公民数据的侵犯；而在专制政权下，却非如此。

在疫情期间，这种威胁愈显真切，因为所有事情都向着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方向发展——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这场卫生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能够支撑下去的雇主几乎只剩下了公共企业和机构。这场危机还提高了福利国家的地位，这些国家可以为工作者提供安全保障，或许有朝一日还会推行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隐性工作

现如今，全世界处于封禁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意识到，各种形式的远程工作对雇员固然有利，但对雇主更加有利。随着这种新型工作组织形式的兴起，供暖、维护、租金，乃至设备成本现在全部转嫁到了员工身上。

此外，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这一发展趋势会破坏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运动和工会运动历经艰难才争取到的权利，让我们退回到劳资关系监管不善、在家中也要继续工作、按件计酬的“解放前”局面——虽然在技术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在这段前所未有的封禁时期，员工们还发现，自己不得不承担通常由他人完成的服务工作，例如照顾老人和儿童、做饭或其他家务琐事。这场大流行病凸显出了这种无形又无偿的服务劳动的存在——这些劳动有时被称为“另一个国内生产总值”，通常由女性承担。我们可以把这场危机当作一个机会，来讨论是否应该为这些隐性工作支付薪酬。

重大灾难往往引发国际关系体系的重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国际联盟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联合国成立。一段共同经历过后，全人类会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创设新的治理工具和机制。这次也不例外，当前这场危机可能会催生新的机构。

在以往的历史惨剧中，人类你争我夺，互为敌手；而在这次疫情中，病毒是人类唯一的敌人。所以，仇恨不应该产生于我们彼此之间。危机当前，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团结与共。

拓展阅读：

《人工智能的道德风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8年7－9月刊。

《人文性或者说如何满足人类对人文的渴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7年7－9月刊。

《未经宣布的革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1年7－9月刊。

《人文主义谱写新篇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1年10－12月刊。

《社会变革的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59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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