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废墟上诞生。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IIIC）也随之建立，其宗旨是关注多边主义，遏制导致战争灾难的民族利己主义。然而，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美好的愿望注定夭折。在战争、恐怖主义、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挑战纷纷来袭的时代，国联创始人构建大同世界的信念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詹斯·鲍尔
国家利益与多边主义未必水火不容，二者甚至可以做到相辅相成。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国际联盟诞生了。国联的创始人不是怀揣理想主义的梦想家，他们坚信“国际主义精神”与国家现实主义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凡尔赛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成立国际联盟是这项条约的一部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宣言中提出了战后和平方案建议，并在1918年1月将其提交美国国会。受到该宣言的启发，国际联盟这个新政府间组织成立了。
关于“国际社会”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召开的国际会议。在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期间，由欧洲大国精心策划的“国际大家庭”概念开始毅然决然地转向具有包容性的真正的多边主义。
1907年的会议期间，欧洲国家首次在某政府间会议上沦为少数派，在44个与会国当中，有18个拉丁美洲国家。尽管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特别是殖民主义以及各国政府拒绝接受性别平等原则，但国联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同25年后成立的联合国一样，新生的国联诞生于一场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其阻止悲剧重演，避免重蹈覆辙的决心才异常坚定。但是由于大国缺乏诚意，国联没能在20世纪30年代有效地阻止和制裁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领土侵略行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生灵涂炭，也彻底打碎了国联曾经的梦想。直到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各方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才让当年的梦想重新起航。
国联成立后不久，成员国便接受了法国政治家、学者、192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 1851-1925）的思想——国际智力合作是实现和平的必要前提。为此，1922年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成立，1925年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IIIC）成立，作为上述委员会的执行机构。这些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也就是法国历史学家让-雅克·雷诺利埃（Jean-Jacques Renoliet）所说的“被遗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具体说来，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制定国际规范和标准，举办会议，出版了《文化的未来》《欧洲精神的未来》《迈向新人文主义》和《欧洲与拉丁美洲》（文化关系）等一系列图书。该研究所1933年出版的《为什么会有战争？》或许是其最著名的出版物。这本书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间的书信集，书中讨论了战争的起源以及如何防止战争。
许多知识分子都曾与该研究所合作，这些人包括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物理学家、化学家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哲学家、政治家、并在1962年至1967年任印度总统的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智利诗人、外交家、并在1945年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拉丁美洲作家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1889-1957）；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
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成立不久后又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开始审视那个时代的难题。例如在1933年，有人建议重印被德国纳粹焚毁的书籍。但研究所的领导人担心此举会激怒德国并导致该国退出研究所，因此并未再版这些书籍。不过德国最终还是出于其他原因退出了国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后，其创始人从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教训。研究所的失误之一是过于倚重知识分子（“思想社会”）之间的合作，相对弱化了政治的作用。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国家在其组织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此外，此前在研究所中并未发挥突出作用的教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规划部门，突出了教育事业对于本组织缔造和平使命的重要意义。
该研究所在一些领域大获成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领域包括：语言和翻译工作；举办国际会议，鼓励人们就重要哲学课题展开辩论；以及在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领域的标准制定工作。
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都是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文化多样性在当时被称为“不同文化的特殊性”。为消除偏见和成见，研究所开始着手教科书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科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手了这项工作。大众媒体、特别是广播电台在促进和平方面的作用，是研究所的另一个优先领域，这项工作也同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手。
美国历史学家杰伊·温特（Jay Winter）称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是“小乌托邦”。研究所的档案现已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它们见证了曾经短暂遭遇挫败，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生的希望和梦想。研究所的成立，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尝试创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智力合作组织。缺点和不足固然很多，但这毕竟是开端，是第一次尝试。
研究所的工作、成败、政治优势和不足都一一记载在档案里。2017年，这批档案的普遍价值得到认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同年，档案数字化项目启动，对这些记录进行数字化处理（已于2019年完成），实现了在线访问。
成立国际联盟及其相关机构以促进智力合作，是实现人类大同和四海一家的梦想的具体体现。如今，这个梦想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受到重大打击。因此，历史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幸好，我们依然怀揣梦想。
1921-1954年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档案可在线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