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旅行日记

来自亚美尼亚埃里温的纳奇克·阿姆纳基安（Nazik Armenakyan）:“隔离的第11天。这是我和我们办公室后院一棵盛放的樱花树的自画像，那天我开车去取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的办公室已经锁了十多天了。”

图片：12位参与“日记”项目（由“女性摄影”组织发起）的摄影师
文字：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持续隔离，收入减少，家庭负担难以承受——为遏制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的封禁措施对女摄影师们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400多位女摄影师自发响应“女性摄影”组织在Facebook上发出的呼吁，于2020年3月中旬参与实施了一个名为“日记”的独特合作项目。

“女性摄影”组织创建于2017年，以彰显女性摄影记者在媒体中的存在感为使命，目前已经吸收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千余名会员。

参与“日记”项目的女摄影师们用图像记录下自己在数周乃至数月封禁期间的日常生活。从曼谷、坎帕拉、北京、第比利斯到墨西哥城，她们以充满个性的方式，带着诗意、忧郁或者幽默展现出隔离生活的点滴。“日记”项目就这样浸入她们的个人生活，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体验——此刻每个人都住在自己家中，却又好像生活在一起。

在女性摄影记者人数明显偏少的当下，鲜少会看到这种女性视角。“女性摄影”组织创始人丹妮拉·扎克曼（Daniella Zalcman）解释说：“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女性摄影师，而是公平的聘用机会。”这家非营利机构汇编了新闻摄影行业关于性别平等的数据，结果显示，2019年《纽约时报》刊载的照片中只有29.5%出自女摄影师之手，而《世界报》和《卫报》的这一数字更低，仅有10%左右。在疫情的影响下，这种不平等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女性摄影”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独立摄影师，其中多达96%的成员表示，自己因疫情受到经济损失。为此，该组织设立了“COVID-19 应急基金”来帮助她们度过难关。

来自中国北京的严聪（音译）：“我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客房内进行了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在隔离的第3天，我开始透过门上的猫眼拍照。在整个隔离观察期间，为避免人与人直接接触，我被禁止离开自己的房间，所有的饭菜都放在门口。猫眼成了我观察这个隔离点的唯一途径。”

来自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塔里娜·罗德里格斯（Tarina Rodriguez）: “当非常态变成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这是我家的入口处。”

来自印度新德里的索米亚·坎德瓦（Saumya Khandelwal）: “这是一张我祖父麦海士·库玛尔·坎德瓦（Mahesh Kumar Khandelwal）的照片，2020年3月22日摄于勒克瑙，当时他正在房间里刮胡子，阳光洒在他身上。那时，我们刚刚卖掉了祖屋（照片就是在那里拍摄的），本来应该过几天就搬出去，但封锁导致搬家计划推迟。我很珍惜这段额外的时光，毕竟我自小在这所房子里长大。”

来自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珍妮特·贾曼（Janet Jarman）：“我居住在墨西哥，近年来这里的安全状况明显恶化，这给当前这场卫生危机平添了额外压力。我相信我并不孤单。”

来自肯尼亚内罗毕的卡蒂贾·法拉赫（Khadija Farah）：“有时一觉醒来，我觉得自己不像湿抹布那样软塌塌地没力气，于是，我就会打起精神做面膜，涂指甲油，并与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聊一聊与病毒无关的话题。这样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频繁，我感觉自己慢慢地又回来了。”

来自沙特阿拉伯吉达的伊曼·达巴格(Iman Al-Dabbagh)：大流行病暴发前，扎赫拉（Zahra）和萨梅尔（Samer）原本计划在埃及的一个度假胜地举行婚礼。但他们最终在家中不事声张地结了婚。

来自乌干达坎帕拉的苏米·萨杜尔尼（Sumy Sadurni）：艾丽西亚（Alicia，右)曾在坎帕拉的一次事故中受伤，差点丧命，因此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她就已经闭门不出了。在室外炉子上烹煮羊肉的丹尼（Danny，左)是她的室友、朋友兼生活帮手。现在他俩整天待在家里，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烘焙、做饭、康复和放松。

来自泰国曼谷的女摄影师瓦萨蒙·特丽亚萨达（Watsamon Tri-yasakda，又名“六月”）：送餐司机在提供外卖和配送服务的餐厅前，拉开距离排队等待食品和饮料订单。

拓展阅读：

《征服自由新天地的妇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1年4-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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