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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次疫情暴发将成为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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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法国艺术家蒂埃里·奥利维尔（Thierry Olivier/Epi2mik）的绘画作品。

娜塔莉·斯特鲁布 - 伍尔加夫特（Nathalie Strub-Wourgaft）是2020年4月成立的 COVID-19临床研究联盟的发起者之一。该联盟汇聚了3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医生、捐助方和决策者，致力于加快资源匮乏国家对于这种疾病的研究。娜塔莉认为研究工作必须针对这些国家的具体需求来展开。

娜塔莉·斯特鲁布 - 伍尔加夫特（位于瑞士日内瓦的独立研究机构“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被忽视热带疾病部门主任）接受采访

阿涅丝·巴尔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采访

是什么促使您们决定创建COVID-19临床研究联盟？

到3月中旬时，关于冠状病毒的临床研究已经开展得相当活跃了，但主要集中在富裕国家，同时也是大多数感染者所在的国家。而南方国家，不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却迟迟没有任何开展临床试验的计划，这让我们当中不少人深感忧心。虽然当时这些地区的病例数量还不算多，但预测显示疫情将会升级，尤其是在非洲。南北方国家的研究工作显然进展不均衡，这就是我们成立联盟的起因。埃博拉病毒引发的那场公共卫生危机依然令人记忆犹新，当时出现了许多研究项目，但不同项目之间缺乏协调，也没有实现信息共享。我们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辙。

COVID-19是一种新型疾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要制定新的治疗方案，要分析样本，要生成临床影像。研究与疫情同步展开。研究必须快速推进，但同时也要避免重复，以便尽快找到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比如说，如何避免死亡？如何避免住院？如何保护自己？哪些人属于高危群体？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需要具备强大的分析能力，也就是需要汇总信息和数据。

为什么需要针对资源匮乏国家开展专项研究？

北方国家制定的治疗方案在南方国家并不适用，即便仅仅是因为不同地区出现的合并症不同。例如在非洲，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很高，而在欧洲却不是这样。更何况，各国的卫生系统也不同。工业化国家的医院在收治大量重症患者方面已然显得左支右绌，力有不逮。那些没有配备人工呼吸机的医院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就治疗方法而言，某些目前显现出可喜疗效的疗法均为可注射分子疗法，而这需要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来实施。假如没有这样的人员，那就必须另寻其他治疗方案。

此外，目前还不清楚世界各地的病毒是否相同，未来可能会发生地域变异。最后，靠社会科学来解决的问题同样还取决于地域环境——德里的封禁措施与法国农村的措施必然不同。管控措施的影响以及民众对于管控措施的接受程度，各个地区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研究工作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背景，绝不能把在工业化国家取得的科研成果复制到世界各地。研究必须以相关国家的优先事项为指引。

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能否提高人们对联合开展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

这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在摸索治疗方法和临床诊断方面联手努力。主要捐助方应商定优先事项，这是危机应对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此时此刻，全球卫生问题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即便是埃博拉危机最终也被认定为非洲问题，可见事态之严重。面对这种新的病毒，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戮力同心。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将首个临床试验命名为“团结”，其寓意深远。

研究管理工作是否已经开始转好？

现在要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这方面的意愿是有的，而且与以往相比，研究界内部的协作也有改善。现在还不能奢谈更好的管理，但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另一方面，关于冠状病毒病的临床试验现已开展近千次之多，这意味着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造成的影响暂时还难以估量，但危机将是一个转折点。我们正在确立一种新的工作方法，目前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正在努力将获取问题纳入研究项目，这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成果之一。以“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为例，我们目前正在开展一项临床试验，探索今后可以大规模供患者使用的分子疗法。这项工作看似浅显，但往往很难做到。

能否谈谈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取得的突破？

这场危机将成为时代的分水岭。数百万人感染，数十万人死亡，如果这都不是分水岭，那还能是什么？要说不是，那就是在矢口否认我们的亲身经历。在研究这种疾病方面，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些时间，但与以往相比还不算太糟糕。埃博拉病毒是一个转折点，而冠状病毒病将成为导火索。不可否认，这场危机是一次教训。有些人数年来一直在试图敲响警钟，比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他早在多年前就曾警告过未来可能会暴发一场大流行疾病。有些人曾建议世卫组织成员国根据当前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拿出国家预算的0.1%用于开展研究。我们现在必须听取这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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