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克维格专访：毕生致力于帮助遭受性侵害的女性

席琳•伊尔斯克朗（Céline Hirschland）担任采访

帮助遭受性侵害的受害者已经成为你人生的战斗，在此背后有怎样的原因和经历？

1989年，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莱梅拉（Lemera）的综合医院担任医疗主任。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孕妇死亡率。1996年第一次刚果战争爆发，医院被摧毁、病人们在病床惨遭屠戮、医务人员横遭毒手......我不得不离开莱梅拉前往南基伍省（South Kivu）的首府布卡武（Bukavu）。在那里，我于1999年创立了畔兹医院，计划专注于产妇护理。

但是，我的第一个病人并不是来分娩的。她遭遇了强奸，并且袭击者在她的生殖器部位附近开了一枪。她忍受了6次手术才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我把这第一个病例当做一起事故、一个例外、一个缺乏理智的暴徒的野蛮罪行。然而仅仅3个月时间，我已经收治了45名遭受性侵犯的女性受害者。

在过去15年里，畔兹医院接收了4万多名遭受极端暴力强奸的女性受害者。

不仅如此，我观察到儿童遭受强奸的数量也正在增加。2013年，一份联合国报告已指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一年就有约250名儿童成为受害者，其中约60人年龄尚不到4岁。甚至有一天，我接收到一个才6个月大的女婴。对此我怎能不去抗争？！

您说强奸是一种战争武器，您能否解释这一现象？

实际上，强奸和性虐待构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战争武器，造成人们流离失所、导致人口下降、破坏经济并且瓦解社会和家庭结构。无论其形式如何，这些都是侵略者在各种战争中采取的手段。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强奸案大多数时候发生在公共场所。有时候甚至是集体性的：一个村庄有时可能同时会有多达300名妇女受害。犯罪者们还会强迫受害者家属目睹这些残暴的场面。遭受强奸的女性被玷污，她的丈夫受到侮辱。随后，受辱的男性只能远离家乡，去无人认识的地方避难。当强奸屡发不断时，这种不安全感会迫使妇女和儿童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此外，如果受害女性没有被杀死，这种性侵犯也经常导致妇女们丧失生育能力。有时候，接踵而来的性疾病对受害者们也可能是致命的，甚至会延续到她们的后代。由此造成的人口锐减是侵略者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也沉迷于其他各类野蛮行径：他们折磨民众、掠夺资源、烧毁村庄，村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显然，这些强奸行为并不只是由于性冲动，而是削减甚至灭绝人口的工具。

这些公开强奸的行为也导致受害者丧失个人身份认同。常有患者对我说 “我不再是一个女人了” 。而至于男性，无论是遭受强奸妇女的丈夫还是男性自己被强奸（占事件总数的1％），他们常常认为自己不再能够为人父。而那些由于强奸出生的孩子的情况甚至更加悲惨：他们被自己的族群排斥，被称为“蛇的孩子”、“种族灭绝者”——他们的人性被专门设定的词汇否认。个人身份认同的丧失意味着人们不再视自己为自身社区的一员。族群秩序沦丧、社会角色混乱、社会凝聚力涣散。这为滥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换言之：侵略者们将能成为这些地方的绝对主人。

而这些地方往往是钶钽铁矿石或黄金的矿区。这也是我提倡国际监管，让矿产供应链有据可查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要终止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地区的武装团体从矿石贸易中获取资金，就必须实现有约束力的立法。

您还要求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国际法庭对终结身负国际犯罪却有罪不罚的现象极其重要。只要犯下的罪行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暴力、恐怖、强奸就将继续猖獗。请记住2015年5月发生在贝尼（Beni）的那一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剖腹孕妇、肢解婴儿、捆绑屠杀成年男性，5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我们国家的冲突已经肆虐了20多年，代价已然惨痛，然而死难者名单仍在增加。

这一悲剧发生后，我立即呼吁国际社会对事发的大湖地区的平民加以保护。2016年3月，我向联合国提交了《有罪不可不罚》请愿书。

200多个组织共同签署了请愿书。我们请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布1993-2003年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犯下强奸和侵犯人权罪行的617名嫌疑犯名单。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强奸案件进行系统的DNA样本采集, 以帮助司法机构锁定罪犯——这将是向终结有罪不罚迈出的一大步。

国际社会亦不能对这些罪行保持沉默。罪犯有时是驻扎当地的外国军人，但他们从未被起诉过。公众必须认识到有罪必罚。我们必须在个人、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打破这一沉默。

2015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平权的法律，并起草了一项关于设立“性暴力受害者赔偿基金”的法律。

问题不在于法律的缺失，问题出在其他地方。当地妇女通常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即便她们了解这些保护自己的法律，还会面临阻止她们维护权益的社会旧俗。在提高认识方面，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如果女性被强奸却不敢声张，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禁忌，她其实保护了侵害她的凶手。她的沉默也增加了强奸案件发生的风险。但是，如果她能打破沉默，让羞耻感易位，性侵罪犯将会明白他的罪行无可逃匿，终将得到应有的审判。只有如此，这一社会现象方能完全改变。

政策制定者们也必须在惩罚此类行为中表现出坚定的态度。如果缺乏充足的政治意愿，我们就会半途而废！在过去的100年中，妇女为争取权利而奋斗，但如果社会态度不发生改变，法律和国际法规依然会无能为力。性别平等的观念必须深入人心，社会才会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女性受害者在庭审中胜诉，她们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赔偿。法院判决的赔偿应能帮助她们完全康复，并使人们相信这些女性是真正的受害者。在没有犯罪赔偿的情况下，受创的社会怎能重建？

您为重建这个社会做了哪些贡献？

畔兹医院的工作有4大支柱，首先是医疗救助方面——包括手术、住院服务及术后护理；其次是相应的心理疏导。前二者联系紧密，同等重要。其三是帮助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的相关职业培训。当这些女性恢复了身心健康，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她们打发回原来的村庄，回到孤独无助的境地。我们帮助退学者重返学校，帮助其他人学习工作技能。我们办了扫盲班，因为在这里文盲往往是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最后是司法援助。我们会为她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指导：我们有6位专业律师供她们咨询，费用由我们承担。即便如此，在我们每年接收的多达3000名女性受害者中，最终诉诸法庭的不到300名。

此外，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反对羞耻化性侵受害者活动，因为社会对待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态度往往是拒绝多于帮助。我很高兴地注意到，社会大众的在这方面心态已经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