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人之思想中建立和平——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宗旨。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吗？不一定，丹麦奥尔堡大学文化和全球研究部门的历史学教授波尔·迪埃达尔先生在组织成立70周年之际讲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道德规范的影响。
杰西·杰克逊牧师2002年在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举办的人权大会上回忆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时还被称为‘黑鬼’的黑人并不是低等人种，黑人的基因与白人并没有根本差别”。这位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还说“我们去南部巡回演讲，举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说明黑人并不低人一等。一个国际机构的研究结果证明我们并不是低等人种。这非常重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国际机构，不是某些南部种族隔离学校，不是南部州长，甚至不是总统，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我们并不是劣等人种。”
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反对种族不平等而进行的一项早期精神工程倡议的影响力。诚然直至今天，在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种族宣言》发布65年后，人类仍然必须和种族歧视以及相关问题作斗争，但显然对种族歧视的道德谴责有了科学依据，早在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这个科学事实传遍全球，不仅启蒙而且影响了全世界的人以及至少某些国家领导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种族主义运动
1950年7月19日《纽约时报》在题为“种族神话”的报道中断言“无论何时发生，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种族歧视都是邪恶的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用事实把它消灭掉，这是有益的”。要想改变许多人心中从高等和低等的角度来看待种族的思维习惯，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为了提高影响力，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重要的宣传活动，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同年，三家杂志全文刊登了《种族宣言》，全世界共有133篇新闻报道，62篇深度报道和8个重要的新闻报告都提到了这个宣言。除了这些存留下来的剪报中记录的文章以外，据估计还有教科文组织并未搜集到50到75篇文章。此外还有某些广播宣传，而且这份宣言本身也发行了上千份。
《教科文组织信使》在对种族主义进行道德谴责的宣传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49年11月，教科文组织这本著名的杂志就对“种族和民主世界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报道，宣布自1950年开始将出版一系列与种族问题相关的宣传册。
为了在更长的时间里触及更广泛的读者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用了多位知名研究员用与种族相关的不同主题来撰写文章，并且出版了大量的宣传小册子，这些宣传册分为三个系列：种族问题和现代科学，种族问题和现代思想，以及种族与社会。
但结果大部分国家的普通民众无法接触到这些宣传册，这既是因为这些册子只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印刷，也是因为它们使用的语言难懂。读者至少需要有高中文化程度才能够理解其中的内容。而且宣传册的排版设计也不太吸引人。
构建新的思维方式
尽管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些宣传册依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畅销的出版物并且在美国新出版的人类学著作中占有很大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些宣传册已经被翻译为13种语言，印刷量超过30万份。
最终这些宣传册进入了国家教育体系，因为它们是由知名科学家编写而成，也被主流的科学杂志讨论和引用，而且至少是体质人类学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出版攻势。
从1950年到1967年期间，除了这些宣传册以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发布了四份种族宣言。
这些出版物当然都产生了影响，但结果却并不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期待的。1956年南非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南非认为这些种族宣传册是教科文组织对他们国家内政的干涉。一些出版物在美国受到了猛烈批评，1953年洛杉矶禁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何出版物进入公立学校。这导致全美学校管理者都不敢在公立学校中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何内容出版物。
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提高了公众关注度。并且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些种族隔离案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种族计划的结果对于打破美国认可的种族隔离也起到作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名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种族计划的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例如在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禁止种族通婚的法律违反宪法。
因此毫无疑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种族宣言以及与这些宣言的权威性都产生了心理影响，为新思维方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更进一步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种族问题上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仍无定论，需要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评说。
为此，2014年启动的由丹麦独立研究委员会赞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历史计划旨在书写组织的新历史，增进人们对战后教科文组织作用的理解。
在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0周年前夕，只有寥寥数次以教科文组织的出版材料为基础书写的组织历史，而没有人研究过未出版发行的行政文件。
2005年，组织启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计划鼓励使用档案材料。随后的研究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好地折射出战后全球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主流思维方式。
然而，研究依然没能令人信服地揭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传播这些思维模式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事实上，有一个趋势或多或少地主导着这项研究：聚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生的根源作回顾性分析，而不是研究组织的影响力，将关注点放在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而不是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和影响。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成了反映当代思想潮流而不是影响潮流的机构。
当然在评估教科文组织行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之前，历史学家理解组织倡议的研究也很有意义，但是在70年以后的今天，这种研究似乎应该更进一步。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影响力的历史没有被书写并不是因为认为它无关紧要。而是恰恰相反，主要的原因是开始研究历史影响力容易，但是要得到完全满意的结果则很难，这又与历史学家试图研究哪类影响力有关。
如果说搬迁到埃及新址的阿布辛巴神庙是1959年教科文组织保卫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国际关注的明证，那么要解释教科文组织的其他倡议——包括那些在总部之外很远的地方实施的倡议——对完成组织最初的使命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我所说的最初的使命就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能够将人类看作一个拥有共同的过去和普遍价值观的整体，增进人们和平共处的能力。
这就是教科文组织全球历史项目需要应对的挑战，从现在开始到2017年这个项目必须产生切实的效果。
波尔·迪埃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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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迪埃达尔教授为丹麦奥尔堡大学文化和全球研究部门的历史学教授，教科文组织全球历史项目负责人，这个项目自2013年起一直由丹麦物理研究委员会提供资助。2013年，他在丹麦领取了年度史书奖。
2016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将出版波尔·迪埃达尔编辑的《教科文组织的历史：全球行动与影响》。这本书里，业界著名的历史学家们研究一些精选的倡议从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路径——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向成员国推进的路径，以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二战结束至今对全球产生的影响。
作为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10月28日和29日举办了题为“促进变革：教科文组织70年的行动”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