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角
年轻一代都是数字神童吗？
年轻一代都是数字神童吗？
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出生在数字时代的年轻人理所应当可以更好地掌握使用新技术所需的技能。抛开这种老生常谈，现实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年轻人掌握数字新工具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环境。
苏·贝内特（Sue Bennett）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院及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领域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家
教育顾问兼作家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首次提出了“数字原住民”的说法，认为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20年前，这个词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此外，年轻人又被称作“网络一代”或“智能手机一代”，这些不同的说法有着同一主旨——年轻一代由于大量接触技术，已经与从前截然不同。
据说，年轻人能够更加轻松地多线工作，注意力持续的时间较短，青睐视觉图像和互动，也更喜欢使用技术。因此，为了避免落后保守的观念和制度限制青年发挥才干，必然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问题是，起初，这种观点大多源自观察所见和趣闻轶事，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但这很快就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很想知道上述说法能否成立。约从2005年起，人们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展研究，分析年轻人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使用技术的情况。
研究人员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询问年轻人可以接触到哪些设备，使用哪些应用程序和平台，以及使用它们的频率。同时，还在大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及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开展了更为精细的小规模调研，观察年轻人使用技术的情况。
数字鸿沟
这些广泛而细致的调查工作反复得出相同的结论——“数字原住民”的标签看似整齐划一，但要给年轻人分门别类，并非易事。事实上，他们使用和思考数字技术的方式极其多样化。此外，通过比较几代人的情况，并未发现有证据表明年轻人具有先天优势。上了年纪的人同样可以自信满满地熟练使用相同的技术，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因素对年轻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决定着年轻人是否有机会掌握技术技能和知识。这些因素还影响着他们的教育机会、工作出路和社交圈子。
例如，2007年对英国1500名9至19岁的青年进行了研究，发现家庭收入高，网络连接的质量会更高，使用频率也更高，由此可以增强人们在运用技术时的自信心和熟练度。2008年对美国18至26岁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开展有助于提升自我修养的线上活动。
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学生、计算机与学习：建立连接》注意到这种模式正在不断延续。报告指出，通往技术的物质门槛降低了，但出身背景较为优越的年轻人可以利用上网时间学习，掌握更加全面和有益的技能。由此揭示出，能够增强自身能力，有效利用技术来实现预期成果的人，与那些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之间始终存在“数字鸿沟”。
打破成见
在年轻人和技术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仅凭假设。的确，我们总是希望在一代人身上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我们身处的时代也决定着我们的面貌。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影响个人成长和人生机遇的背景差异，而这种背景差异恰恰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依据年龄来判断特点会产生误导，并会导致人们忽视障碍和不平等问题，实际上可能有害无利。
从更加细致入微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便可以深入探究社会经济环境在使用技术方面起到了哪些作用，熟练且自信地运用技术可以为我们创造哪些机会。
接下来重要的一步是要认识到，人们接触技术的方式多种多样。随着购买成本的降低，有更多年轻人用上了各种设备，而且往往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设备。但是，智能电话的功能显然不同于笔记本电脑，有限的移动数据接入和高速宽带在质量上也有显著的差异。设备完善的家庭可以轻松实现向居家学习和居家办公的过渡，而设备不足和网络连接受限的家庭则会遭遇重重困难。由于疫情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和能力，许多年轻人享受不到免费的公共无线网络，也无法使用大中小学或工作场所的高速网络。
无处不在的屏幕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社会背景决定着人们使用技术的情况。这包括家庭、教育工作者、朋友和社区将技术用于学习、工作和娱乐的方式。社交往来决定了年轻人如何看待技术在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由于COVID-19大流行迫使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依赖技术。因此，更便捷的网络连接和更丰富的社交网络，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早在疫情暴发之前，技术对于教育成绩、工作生活、社会参与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性就在与日俱增。而非常时期之下，向远程教学、居家办工和在线社交的快速切换，只会加速这一趋势。
归根结底，所谓年轻人“天生具有数字能力”的说法突显出长期存在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受此鞭策，我们应深入审视这些差异，并采取行动，努力建设适应各个年龄段群体的、更加包容的数字化社会。
拓展阅读：
《Z世代自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21年4-6月
《重塑学校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20年7-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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