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世界人权宣言》（UDHR）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它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的第一项有关道德价值的国际条约，70年来，它一直是“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人权委员会和《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宣言》通过前一天——1948年12月9日于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这样说道。

虽然《宣言》被尊为一份独特的人类宪章，成为我们在谈及维护世界各地人民的尊严时重点引用的文献，但它仍不能免于被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引发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争论。

尽管《世界人权宣言》在形式上的确主要受到西方传统的启发，但实质上，它的原则是世界通用的。“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都应宽容和尊重个人尊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1997年—2006年期间任职）在1998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宣言》50周年庆典上如是说。我们向这位加纳外交家致敬，他于2018年8月18日去世。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他的讲话中说道，“为了‘纪念’，要有‘记忆’。我们不能不带记忆地行动。但为使我们的行动可与我们的祖先相媲美，我们必须记住的不是时间、地点或信件，而是声音、颜色、感受或此刻的精神。”

这也正是本期《信使》的目标：重新发现这个时代的精神，以便我们能更好地传达对当今人权问题的反思。广角栏目精选了几篇用于答复一项人权哲学基础重大调查的文章，该调查于1947年由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发起。

60多名杰出的思想家响应了这个年轻组织的号召，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罗忠恕和胡马雍·迦比尔（Humayun Kabir）等。

“这样一个项目开展得非常及时，因为世界人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的整体社会结构由于全面战争的影响而震动。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寻求基本人权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 ，对该项目予以配合和帮助的雅克·阿韦（Jacques Havet）在1948年8月的《信使》中写道。这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称，在该问题的答复中，一些是非常简短的信件，还有一些是长期研究，它们反映出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群体和几乎所有的思想方法”。

在过去70年里，世界的确经历了巨大变化。许多民族摆脱了殖民束缚，许多文化传统自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重新出现。然而，教科文组织发展以对世界文化的广泛了解为基础的全球哲学的努力至今不失其时代性和有效性。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编了对《人权：评论和解读》这项调研的许多答复，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对方”，雅克·阿韦说道。

图片：Françoise SCH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