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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

广角

一场关于人类尊严之原则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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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与积极》,由意大利艺术家卡拉·阿卡迪(Carla Accardi,1924—2014年)于1956年创作,她与艺术家弗玛·乌诺(Forma Uno)于1947年共同成立了艺术家运动组织。

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主张,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言,最好的出路是举办“一场关于人类尊严和文明之必要原则的正式、公开的国际辩论”,这样就可以“依靠逻辑、文化、教义的力量和可能达成的基本协议确保自由思想战胜专制和极权主义的追随者”。本文原题为“人类权利和当前的历史状况”,于1947年4月15日从那不勒斯寄出,是克罗齐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答复。

贝内德托·克罗齐

人权,即人类自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引自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与人权相关的宣言无不基于一种曾因多方批判而趋于灭亡的理论,即自然权利理论。这种理论在16、17和18世纪的发展自有其特定的理由,但从哲学和历史角度来看却越来越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从道德角度来论证这种权利,因为道德不承认除其本身以外既无义务也无权力附庸的任何权利——这不是自然事实,而是首要的精神原则。

此外,你们寄来的报告在指出人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容各异时已经暗示这一点,从而否定了将诸项权利视为普遍人权的逻辑基础,而认为其不过是人类在历史中的权利,也就是为特定时代的人类所接受的权利。因此,它们不是永恒的主张,而只是历史事实,只是反映了时代和时代中的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体现了人们为满足这些需求所作的尝试。1789年《宣言》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它体现了在18世纪欧洲文化和文明背景(理性时代、启蒙时代等)下,人们就欧洲社会(包括在美洲的欧洲社会)迫切需要政治改革达成的共识。

但在今天,不管是关乎权利还是历史需求,《宣言》的宗旨都已经无法实现,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缺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促成的一致意见。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专制极权主义思潮显然缺乏共识。虽然我手里的这份报告措辞温和,但从中确实仍可察见这种分歧。

这样的共识会达成吗?用什么方式?通过重振自由主义思潮来比较哪方的道德优越性、逻辑和说服力更胜一筹,哪方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将战胜另一方?或者是通过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让时运、战况或天意决定一方的胜利?那么自由主义不朽的思潮会从它的对立面中脱颖而出吗?后者会赢得短暂的胜利吗?

折衷是否可行?

我猜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倾向于第一种选择或假设。我自然也全身心地支持自由主义思潮的振兴,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而我本人也为此在意大利境内外奋斗了近25年。

即便我的猜想正确,在你们邀请我加入的这个工作组织里,各种思潮(尤其是那两股最直接对立的思潮)的代表拥有同等的参与权利,想要以权利宣言的形式来宣布一份共同政治行动宣言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不存在这种共识,而我们必须通过对立且又趋同的努力最终取得这种共识。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是弱点所在。

我甚至认为该组织也制定不出任何不空洞独断的、折衷或妥协的宣言。或许你和同事刚开始工作就发现颁布这种宣言徒劳无益并且绝无可能,甚至还会有读者嘲笑这种宣言构想和拟定者的天真(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在我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有一种有益的实践工作要做,那就是举办一场关于人类尊严和文明必要原则的正式、公开的国际辩论。在这样一场辩论中,我坚信,自由思想可以依靠逻辑、文化、教义的力量和可能达成的基本协议,战胜那些用重复性口号和诡辩来吸引公众注意的、专制和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一旦这场辩论得以举行,那么便有可能拟定出有关某些历史和当代权利及相关需求的宣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宣言可以采用《十诫》这样简明的形式,如果有必要包含细节,篇幅稍长也无妨。

 

阅读《信使》杂志1949年刊发的贝内德托·克罗齐文章《Gœthe and Germany》。

贝内德托·克罗齐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年)  意大利哲学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普鲁士艺术学院、英国国家学术院和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克罗齐以其文学批评著称,1903年创办文化批评杂志《批评》(La Critica),一生著书近7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