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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新冠疫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29/05/2020
03 - Good Health & Well Being
16 -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与社会正义”教席主持人、姊妹大学“宗教间对话与文化间理解”召集人曼苏里(Fethi Mansouri)教授就新冠疫情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分享他的看法。

在世界各地,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主要基于保持肢体距离,但遗憾的是,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语境中肢体距离都被称为“社交距离”。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肢体距离”不一定排除社交关系,而“社交距离”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切断社交关系。

但是,要使肢体距离不会同时产生社交距离并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需要满足一定的且不加区分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首先包括基本的基础设施使用权,如住房、互联网和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不幸的是,世界上很多地方甚至一些发达社会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边缘化已导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类必需品,更别说能够在保持肢体距离的同时保持社交联系,并得到充分的支持来满足生活需求。

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加大了控制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传播的挑战难度,同时出现的还有制度性种族主义,特别是西方移民社会中针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事实上,许多国家都传出了若干种族主义攻击事件。这并非完全是一个新现象;现有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危机时期——无论是经济、环境、安全还是与健康有关的危机——少数群体往往被当作替罪羊,成为种族主义、排他性且往往是暴力的言论和行为的目标。

透过新冠疫情,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针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模式——从网络欺凌到人身攻击,到种族主义网络言论,再到各种普通公民甚至一些政客和世界级领导人口中的仇外阴谋论。这一切都不能帮助促进文化间对话议程,因为后者强调的是跨文化沟通、相互理解、以尊重的态度参与和社区间的团结。

然而疫情中一个矛盾的问题或许在于,肢体距离所带来的挑战以及正常服务供应系统的失调意味着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国际层面,团结也已经成为我们集体应对措施中的重点。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应对疫情封城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由社区主导的创新实践,反映了文化间对话的核心原则。这其中有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例子,如在纽约、巴黎和许多其他城市,市民会每晚聚集在一起为医务工作者鼓掌;也有网络上出现的社区内部团结的例子,一些社区居民协力保障最脆弱的人、老年人和不太富裕的人也能得到支持和照顾。在社会服务提供较少且不同于许多受援者所习惯的传统模式时,每天都有利他主义行为和关爱行为被报道——社区的个人或团体为有需要的人送去日常用品,探望老年邻居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诚然,公民身份已成为归属感的主要标志。但是随着政府加强边境管制并关闭机场,民间社会的许多团体一直在为非本国公民——特别是寻求庇护者和临时外劳——努力倡导并争取权利和保护。

在国际关系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团结很快成为了新冠疫情的“受害者”,全球共同应对战略亦将牺牲团结作为关键组成部分。事实上至少在疫情初期,在急于稳定、遏制并希望消除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跨国团结成了牺牲品。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她们匆忙行动,对非本国公民关闭边界,停止国际学生流动,关停机场,几乎停止国际贸易和旅游业。这些措施对全球化及其依赖的服务、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对文化间对话的指导原则同样也是一个打击,这些原则要求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参与,包括过境和影响边境两侧民众生活生计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

但是,目前的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通过新的方式建设和维护团结的希望,这种团结跨越文化背景、信仰传统、政治制度和地理边界。跨文化、跨国界的“医疗外交”就展示了这种新的、更积极的跨国团结。各国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以及缺乏某些医疗技术和用品的国家派遣医护工作者、运送药品和医疗设备。古巴、中国和印度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国家在严重的卫生危机时期,调用医生、药品和医疗设备来支持这种新形式的跨国团结,凸显了全球化世界的深刻交织性,强调了世界不仅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逆转。面向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在重新设定国际关系、跨文化参与和跨国界团结时,我们必须汲取疫情带来的教训,以确保未来危机再次发生时能够更好地应对。

新冠疫情在武汉的爆发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体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并突出表明在医疗、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的迫切需要,这样才能确保全球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不论其地域、种族、宗教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新冠等疫情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只有在最欠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全球社会才有能力控制高传染性病毒。要消除目前的健康威胁以及其他的全球威胁,我们需要更多的跨国界团结、更多的文化间对话和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公平的能力建设。跨国界团结和文化间对话,不仅是追求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的、道德的趋势,更是追求其在确保整个全球社会安全、福祉和可持续性上产生的切实、关键和变革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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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苏里教授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阿尔弗雷德·迪肯公民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与社会正义”教席主持人、教科文组织姊妹大学“宗教间对话与文化间理解”召集人。

电子邮件:fethi.mansouri@deakin.edu.au

最近出版的书籍:

(2019年),《论辩伊斯兰教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神学基础》

(2019年,法文第二版):《处于十字路口的跨文化主义:关于概念、政策和实践的比较观点》,教科文组织出版,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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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仅代表作者本人,并不代表教科文组织的观点。文中使用的名称和素材的呈现形式并不代表教科文组织对任何国家、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及其国界或边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