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信息

教育的任何领域都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简而言之，如果没有非国家行为体，另外3.5亿儿童的教育责任将落在国家身上。但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也影响到儿童使用的教科书、食堂的食物、儿童得到的额外支持、儿童学习的技能等等。

大多数人支持公共教育。在34个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四分之三的人希望在教育上增加公共开支，国家越不平等，支持率越高。几乎十分之九的人认为是公共教育应当占主导地位。

但这种支持在几个中低收入国家已经逐渐削弱。在公立学校供不应求、质量下降的地方，许多家庭用脚投票。全球私立学校的比例在大约10年内增加了7个百分点：到2013年，私立小学教育的比例增加到17%，到2014年，私立中学教育的比例增加到26%。此后，这些比例大体上保持不变。在中亚和南亚，私立小学在总入学人数中的份比例36%，私立中学为48%。

公共教育不是免费的。家庭占全球教育总支出的30%，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占39%。部分原因是较富裕的家庭试图让自己的孩子获得竞争优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支出是用于政府承诺免费提供的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约有8%的家庭借款支付教育费用，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上升到12%，在海地、肯尼亚、菲律宾和乌干达则为30%或甚至更高。

公共教育往往缺乏包容性。许多公共教育系统未能防止社会分层和隔离。基于国际学生评估方案数据的学校社会多样性指数发现，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在2018年具有类似的高度社会分层，尽管只有智利因其系统中私立学校比例高而受到批评。

没有哪种类型的教育提供者提供的教育质量比其他类型的更好。来自30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显示，一旦考虑到家庭特征，就读私立学校的表面溢价下降了一半到三分之二。在49个国家的样本中，最富有的人上私立学校的可能性几乎是穷人的十倍。而能够选择学校的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宗教信仰、便利性和学生人口特征，而不是出于质量，父母很少有关于质量的足够信息。

在需求较高的地方，监管、监测和执法能力往往较低。PEER网站对211个教育系统的分析表明，监管往往侧重于注册、批准或许可（98%）、教师认证（93%）、基础设施（80%）和学生/教师比例（74%）。监管最不可能关注质量或公平：67%的教育系统对收费标准进行了规范，55%制止私立学校的选择性招生程序，27%禁止盈利，只有7%有支持弱势群体获得教育的配额。私人辅导在48%的国家不受监管，仅在11%的国家受商业立法监管。

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更多地存在于儿童早期教育、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这有时是以牺牲公平和质量为代价的。民办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成本普遍较高，这意味着城市精英在民办教育机构中的人数过多。在美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大学与学生成绩的下降有关。通过市场竞争或技能发展系统提供私人培训的机构，如澳大利亚的TVET FEE-HELP贷款计划和印度的国家技能发展公司，被迫重新思考问责制和监督程序，以提高民办教育的质量，改善就业能力结果。

政府需要将所有教育机构、学生和教师视为一个系统的一部分。标准、信息、激励措施和问责制应有助于政府保护、尊重和实现所有人的受教育权，并应防止政府对特权或剥削视而不见。公共资助的教育不一定是公立教育，但教育过程、学生成绩和教师工作条件方面的差异应得到正面解决。效率和创新不应该是商业秘密；相反，它们应该由所有人传播和实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公共教育政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