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70周年！激励人心的读物

自1948年创刊以来，这份标志性的杂志探讨了广泛丰富的话题，邀请了各领域的顶尖人物撰文，吸引了全世界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种族主义是流毒甚广的危险偏见，仍在威胁着我们的世界，从一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动视为重中之重，而《信使》始终都是讨论种族主义问题的有力平台。

阿兰·托梅德·坎普贝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牢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惊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组织法》的序言中写下了令人难忘、激励人心的箴言：“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英国学者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助理总干事（1971—1975年期间任职），他这样写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宣称，各国政府将共同推动对知识的客观追求及其自由传播，这些主张非同凡响，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当时全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而持久的战争……欻然作念，人们应该通过改善教育和一切形式的文化和科学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热情宣扬真理、正义、和平以及个人的重要价值——似此闪念妙想殆不可当” （理查德·霍格特，《一个理念及其追随者：从内省中诞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8年，伦敦，温都思书局，第27—29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志存高远，力求实现这些目标。

        自创立之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开始发布公报，刊发正式公告和报告。但在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创办《信使》月刊，通过这本备受欢迎的刊物向公众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想和活动。

        《信使》最早以三种语言出版——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信使》使用的语言种类这些年来一直稳步增加，到1988年，已有35种语言版本和4种不同的盲文版本。

        1949年，《信使》共发行4万本， 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数字上升为50万。据估计，每本《信使》都有4名以上的读者，这意味着《信使》的读者人数超过200万。《信使》可以在报摊上买到，可以订阅，也可以在图书馆中查阅到。

        在英国或美国，《信使》从不是什么热门刊物。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问一问那些50岁以上的人，其中许多人都会说：“是的，我记得《信使》杂志，过去常收到。”甚至有些人会说：“《信使》让我第一次了解人类学。”这真是令人惊讶。我自己也曾从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加纳、巴西和牙买加等遥远国度的人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

广阔的全球视野

        《信使》的创办人是桑迪·科夫勒（Sandy Koffler），一位大名鼎鼎的记者。借用他的一句名言，《信使》的宗旨是：提供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让读者拥有“广泛的全球视野”。

        科夫勒是美国人，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索邦大学学习，但战争打断了他的人生规划。他加入到美国陆军心理战部门，还曾在1942年11月盟军进攻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北非时，随同火炬行动部队登陆。在北非，他开始在拉巴特（摩洛哥）和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进行无线电广播，之后在1944年至1945年的意大利战役期间，他作为记者为“美国之音”工作。

        每当一个意大利城市获得解放，科夫勒就会在那里创办一份名为《信使》的报纸。因此，当战后他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也顺理成章地创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科夫勒拥有惊人的创造力，对出版业也充满了热情。而且，《信使》的出版以明确的道德观念为指导。

        《信使》面向“开明”的公众，特别是老师和学生，也确实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中拥有最大的读者群。

        科夫勒将《信使》的主题涵括为：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种族问题、艺术与文化、人权、历史与考古学、文化差异以及民族之间的冲突。

        这些主题的广度令人吃惊。在同一期中，读者不仅能看到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寺庙面临威胁，还会发现印度斯里兰格姆的斯里纳塔斯瓦米庙和希腊巴台农神庙也陷入危险之中。翻阅《信使》，人们会惊叹于15世纪佛罗伦萨画家马萨乔（Masaccio）的画作，接着又被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作品所打动。《信使》有一期庆祝爱因斯坦（Einstein）诞辰70周年，有一期专门介绍契诃夫（Chekhov），还有一期专门介绍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信使》还刊登了许多关于生态和环保的文章，特别是海洋学和海洋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它是绿色环保的先锋，远远走在时代前面。

        这些文章文笔佳妙，精心编排，引人注目。 1954年，《信使》改变版式，开始使用彩色插图 ——在当时创立了新的标准。

        《信使》的投稿者在20世纪文化史上都曾占据一席之地。桑迪·科夫勒创立的卓越传统多年来一直延续。众多名人雅士曾为《信使》撰稿，其中包括豪尔赫·阿马多（Jorge Amado）、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艾梅·塞泽尔（Aimé Cesaire）、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信使》还报道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大活动，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甫一公布，《信使》就出版特辑进行宣传报道。

1967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 使》—— 种族隔离特刊。

© UNESCO

种族主义问题高居议程首要位置

        反对种族主义行动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中之重。一场明确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招来批评，批评者称如此集中关注一个国家使得其他人权问题都被搁置了。有一个论点讲得好，查看《世界人权宣言》正式签署国的名单，在其中一些国家里，任何人在询问政治压迫和审查制度、虐待少数群体和一贯歧视妇女等问题时都不会招致众人的冷嘲热讽。

        此外，反种族隔离运动仍在继续，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仍然如日中天，强制实施种族隔离的黑人歧视法在美国南方仍然颇有市场，印度的种姓划分仍然盛行不衰。

        1949年11月，《信使》刊登了巴西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阿瑟·拉莫斯（Arthur Ramos）的文章“种族问题与民主世界”，矛头直指种族主义。阿瑟·拉莫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部长，毕生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他在热图利奥·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独裁时期曾两次遭到巴西安全警察的监禁。

        在这篇文章中，拉莫斯指出：“在任何关于战后世界重组的讨论中，都必须特别考虑到人类学。其他科学从未像人类学这样偏离自身的本质。所有民族都曾打着人类学的旗号，挑起冲突，捍卫错误的种族或民族至上思想。因此，让人类学恢复其应有的样子，剥去笼罩其上的神话，向全世界传达科学的信息，这才是自然正道。”

        随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0年发布《种族问题声明》时，当年7—8月的《信使》以“戳穿种族主义的谬论”为封面标题，发表了该声明全文，还在头版刊登了其结论，并随同刊出了出生于瑞士的阿根廷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的文章 “种族与文明”。

        梅特罗1947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0年担任种族问题研究司负责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种族主义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1950年第一份《种族问题声明》及1951年的修订版《声明》背后，都能看到他作为首要协调人的身影。他是科夫勒的密友，也是《信使》的热心支持者。1963年去世之前，他共向《信使》投稿20余篇，是本刊的顶级撰稿者之一。 

197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 ——打击种族主义特刊。

© UNESCO

挑战长期以来的信念

        今天看来，在关于种族问题声明的诸多辩论中，存在一些明显天真无知的论点。首先是非常相信“科学”的力量，认为人类学是“科学的”，因此人类学得出的结论毋庸置疑。其次，有一些例子显然值得商榷：在1950年7—8月的那期《信使》中，在第八页为《种族问题声明》配了一幅插图，图上是一群新西兰毛利人，下面图标为“种族和谐”。那么当时有没有人问过毛利人对种族问题的看法？

        谈到美国，拉莫斯在1949年11月那期《信使》中写道：“……经过多年徒劳无功的努力之后，印第安人保护政策看似变得更加人道和科学。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不仅要保护印第安人‘保护区’，而且要尊重印第安人物质文明或其他文明的特性……”但在今天，鲜有美洲原住民在听闻以“人道”“科学”和“尊重”描述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时，会感到高兴。

        在同一期《信使》中，拉莫斯赞扬了巴西的印第安人保护部的工作，他写道：“结果非常令人鼓舞。”而当时亚马逊的莘塔斯拉尔嘎斯人、亚诺马米人和许多其他土著群体惨遭暴行，迄今仍然遭受歧视。

        1952年8—9月的《信使》特别刊登了一份关于巴西种族关系的报告。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启关于巴西种族问题重要研究的先声。所有作者都秉持一种常见的信念，认为巴西是种族和谐的典范，唯有路易斯·德·奥古尔·卡斯塔尔·平托（Luiz de Aguiar Costa Pinto）例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0年《种族问题声明》的撰写者之一，他在该期《信使》中写道：“……人们认为巴西的种族关系和谐无间，但实际上与社会学调查揭示的事实不符。大家总是说巴西不存在种族偏见，这种说法流传了这么长时间，传遍了全世界，最终巴西全国都为此感到骄傲。但是，在这种武断的意见背后，却隐藏着苦涩和明显的担忧 。”

        由于《信使》中展开的讨论一向是深入活跃并不断变化的，因此打破了在所难免的自满得意，而且广为接纳的观点也不断地接受重组与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四项《种族问题声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它们逐渐摆脱了所谓对种族的“科学”或“生物学”定义。这些《声明》打破了种族主义的一切科学依据或基础，大声宣布种族不是自然界的生物学事实，而是一个危险的社会神话。

        数十年之后，在种族问题上，看看我们的世界，谁都无法感到欣慰。但不妨倾听梅特罗在“种族与文明”（《信使》，1950年7—8月）一文中表露的希望和内在的善意：“在‘种族’这个概念中，有某种无法消除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野蛮无道，比所谓的黑暗时代更残忍、更荒诞，因为种族偏见就是一个愚昧无知、可厌可弃的鬼话。毫无疑问，20世纪泛滥成灾的种族偏见在未来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之一。”

        《信使》刊登关于种族问题的文章，展示了一种勇敢、不妥协、积极开展运动的主动精神。这些《声明》就像其适用于过去一样，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同样适用于现在。论证完整，丝毫不受狭隘的学科和保护性职业态度的限制，洵属《信使》的总体优势。《信使》提供的构想具有启发性、教育性和文化性，部分勾勒出一幅人类社会可能样貌的生气勃勃、道德高尚的愿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谨以此文共同庆祝3月21日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