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线值和已经提交的2025年和2030年国家基准值的信息现在出现在全球教育观察站，这是一个获取教育相关数据的新门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将在2022年初发布一份基线报告，分析这一过程的结果。该报告将强调各国、各地区和全世界的目标是什么。该报告将概述一个过程，帮助各国在仍然缺乏教育目标的地方制定这些目标，而且在相关情况下，随着数据的出现，在国家基准中反映2019冠状病毒病的潜在影响。

Figure 4:在20个月的时间里，学校至少有55%的教学日是部分关闭的

2020年2月至2021年10月按学校开放状况和月份分列的教学日比例

在这场疫情暴发之前，有2.6亿中小学适龄儿童、少年和青年失学。十年来，这一数字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正在开展一个合作项目，以整合行政和家庭调查来源并对其进行三角测量，填补行政数据的空白，并开发一个连贯的时间序列。这建立在《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团队工作的基础上，整合了多个来源来估计毕业率。一个新的网站VIEW（www.education-estimates.org）使各国更容易了解这一方法。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所有地区的小学毕业率都接近或超过90%，该地区只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完成小学教育，尽管如果包括那些很晚才就读最后一个年级的儿童，毕业率将从65%增加到76%（图5）。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3%的小学儿童和31%的初中青少年显著超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地区的按时毕业率和最终毕业率之间存在最大差距。

图5：及时完成学业的指标大大低估了最终完成学业的儿童数量，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00-2020年按地区分列的毕业率和最终毕业率

有关36至59个月的儿童早期发展指数的数据表明，贫富差距大多停滞不前或有所扩大。该指标反映了处于健康、学习和社会心理健康发展轨道上的幼儿的百分比，其方法已经彻底更新。学习始于家庭。2012-2019年，在一组中低收入国家中，62%的儿童被家中的一名成年人安排参与了四项活动或更多活动。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多哥的这一比例低于20%。刺激大脑的活动（如一起阅读）受到制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书籍的可获得性。平均而言，不到四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家里至少有三本书。在一半的国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儿童家里至少有三本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8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的儿童家里至少有三本书。

受教育权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了。当孩子长到3岁时，大脑的90%已经发育完成。3岁以下儿童参与幼儿保育和教育计划往往是有限的，尽管在一些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0至1岁的儿童参与率超过20%，2岁的儿童参与率超过60%。即使在高收入国家，能否获得幼儿保育和教育的机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背景。在法国和爱尔兰，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中0至2岁儿童的参与率差异超过50个百分点。在全球范围内，在2020年结束的学年中，75%的儿童在达到正式的小学入学年龄前一年接受了学前教育。低收入国家的调整后净入学率（45%）是高收入国家（91%）的一半。

尽管包括亚美尼亚、巴西、布隆迪、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在内的国家在过去15年里大幅提高了参与率，但许多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仍然资金不足，而且常常被忽视。如果职业文凭与普通中等教育证书不同，无法让人直接进入高等院校，那么职业中等教育就似乎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四分之一的国家就是这种情况。相比之下，在30%的国家，所有的职业中学毕业生都享有直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全球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39%，自2000年以来继续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稳步增长。这些行政数据并不总是与关于参学率的调查数据一致（图6）。如果许多学生就读的学校因缺乏认可或认证而未被计入官方统计，那么入学率可能会低估参学率。相反，如果许多学生只是名义上入学，特别是在免学费和学生身份可享有补贴服务的情况下，入学率可能会高估参学率。另外，行政数据涉及的是紧随高中毕业年龄之后的5年的名义年龄范围，但年龄更大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现象很常见，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图6：高等教育入学数据可能高估或低估了实际参学率

2015-2019年高等教育的毛参学率和入学率

从一生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并不能使这种教育在前期就能让人负担得起。主张高等教育费用分担的经济理由主要取决于潜在的入学者不面临信贷限制。70多个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贷款，并且学生贷款已发展成为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市场。在许多国家，偿还学生贷款所需的借款人收入比例过高，特别是对最不富裕的毕业生而言。更有希望的政策改革包括从广泛使用的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转向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雇主是成人教育和培训的最大提供者，这突出表明政策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个人。即使对那些就业者来说，接受培训的时间可能和保荐一样重要，这表明需要以教育假计划的形式进行公共干预。来自六个高收入国家的纵向数据显示，成人教育是大量少数群体经常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

在91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的大多数成年人报告说至少有9种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技能中的5种得到监测，用于全球比较。在大约一半的国家，大多数成年人不具备任何技能。在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没有完成至少初中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拥有任何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在伊拉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平均也才拥有九种技能中的不到两种技能。使用设备和互联网是另一个障碍：即使在20至24岁的人群中，乍得也有98%的女性和90%的男性报告说从未使用过互联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1%和63%，突尼斯分别为36%和31%。

计算思维正在被纳入国家课程。芬兰从一年级开始就将算法思维和编程列为作为一项跨学科活动必修课。在2018年对8个高收入国家进行审查后发现，在学校更频繁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完成与学校有关的任务的学生并不一定比他们的同龄人得分高，有编程经验的学生不一定能将这些技能转移到非编程环境中。

金融知识是现代经济生活和一般成人生活中必需的关键技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关键的金融概念。2018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包括一个可选的金融知识模块，有20个参与该计划的教育系统使用了该模块。在所有参与国中，女孩较少报告与金融主题有关的课堂活动，尽管金融教育通常包括在数学中，而数学通常是非选修科目。

性别不平等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即使理解不同级别和不同地方的各种挑战需要具备明察秋毫的能力。高中教育是少女可能处于严重劣势的教育层次（例如在贝宁、乍得和尼日尔），但也可能是她们享有优势，条件迅速向她们倾斜的教育层次。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包括那些相对于特定地区的同龄人而言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最远的国家，包括柬埔寨、刚果、冈比亚、加纳、马拉维和卢旺达。

财富往往是在家庭层面上衡量的，并不总是能反映出特定儿童的贫困状况。在一些国家，10%的贫困儿童生活在最富裕的家庭，30%以上生活在最贫困家庭的儿童没有贫困。儿童的贫困程度可以成为预测教育成果的另一个有力因素。

大量儿童在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的学校上学。这些武装团体有许多理由选择提供教育，无论是通过直接控制、有选择的干预，例如在课程中，还是让现有的教育机构继续运作。教育是平民最看重的服务之一；不提供教育会导致怨恨。

教育中存在语言多样性的挑战。在西部和中部非洲国家，包括乍得、冈比亚和多哥，7至14岁的儿童在家里说教学语言的比例不超过5%。一种将教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数据来源、学龄人口估计和入学率相结合的方法表明，在中低收入国家，37%的儿童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学习：27%的人说少数民族的书面语言，10%的人说不太常见的语言，每种语言的使用者都相对较少。

在全球范围内，在1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从识字率的二元分类来看，女性和男性的识字率分别为83%和90%——相差7个百分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女性是文盲，女青年识字率每年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在全球范围内，自1999年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妇女文盲人数的下降几乎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加所抵消。此外，如果假设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识字，就意味着真正的识字水平以前被高估了。在有最近调查数据的18个国家中，几乎一半的初中毕业生没有达到基本的识字水平，即能够阅读一个简单的句子（图7）。

图7：即使是中学毕业生也不能假定他们已经获得了识字能力

2015-2019年选定国家20至24岁年龄组的识字率，按学习成绩分列

反过来说，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并不等于文盲，这突出了在校外获得识字能力的重要性。就估计的文盲人口而言，在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莫桑比克、卡塔尔和苏里南，《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级非正规课程的成人入学率为1%或以下，巴林和秘鲁为2%，哥伦比亚和泰国为 3%，沙特阿拉伯为4%，多米尼加共和国为8%。

即使是关于简单的算术技能的数据也很缺乏。基本算术能力的代用衡量标准可以计算为正确说出自己年龄的百分比，这反映了处理简单小整数的能力。虽然大多数人，甚至是最贫穷的人，都跨越了这一门槛，但这一衡量标准适合于研究历史上的算术趋势。通过分析家庭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可以追踪42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1960年代和2010年代之间出生的人口群体的算术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贫困人口中，这种改善是微不足道的，也没有持续得到改善。非洲算术能力的全面提高几乎完全得益于学校参与度的提高。

具体目标4.7比可持续发展目标4议程的其余部分更进一步，解决了学习者需要学习什么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转型目标。提供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艾滋病毒和性教育的学校比例通常很低，特别是在小学阶段，例如，在布基纳法索只有2.5%的小学开展了相关教育，在尼日尔为6%。然而，修订后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建议，在学习者经历青春期和月经之前，即在9至12岁就应该讲授青春期和月经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性教育审查和评估工具成为了最近一份关于全面性教育的全球进展报告的基础。在24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被评估为提供了关于9至12岁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高级”课程内容，5个国家被评估为具有“既定”内容。

2016年在23个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进行的国际公民及素养调查研究发现，对全球公民抽签相关问题有充分了解的学生比例不等，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拉脱维亚和荷兰的40%左右到克罗地亚、韩国和瑞典的近70%。2019年TIMSS显示，只有约30%的学生在环境科学知识方面达到熟练程度。气候变化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处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由《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和监测和评估气候宣传和教育项目推出的一系列新的气候变化宣传和教育国家概况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第一套20个国家概况涵盖了所有区域和国家收入组别。第二套多达50个国家概况计划在2022年发布。初步分析表明，只有40%的国家教育法和45%的教育部门计划或战略关注气候变化。

如果环境不适合，就无法进行高质量的学习，更不用说还会威胁到儿童的福祉了。《安全学校宣言》是一项政府间政治承诺，旨在保护学生、教师、学校和大学在武装冲突期间免遭攻击，现已得到112个国家的认可。不断有证据表明，体罚不仅侵犯了儿童的权利，而且还影响了教育成果。现在有156个国家在学校里全面禁止体罚。

学校可能是一些儿童接触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的唯一场所。在利比里亚，很少有家庭拥有符合国际基本标准的卫生设施，但69%的学校拥有这样的卫生设施。然而，可以合理地认为，在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小型学校比大型学校更不可能达到基础设施的质量标准。在佛得角，2018年有22%的小学缺乏基本的洗手设施。然而，规模最小的22%的小学只占小学入学总人数的2%。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在没有基本设施的学校上学的儿童比例可能大大低于没有基本设施的学校的比例。

除了有形设施外，其他方面，如校历的组织——从各周和各年的上课日分布到教学日本身的持续时间和组织——都会对教育系统的质量和公平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国家的校历结构更多地受到殖民历史的影响，而不是季节的影响，而且与当地的农业周期很不一致。学校的上课时间也很重要。除了让青少年能够有更多的睡眠时间外，晚一点上课似乎更符合青少年的生理节奏，因为他们的警觉性在上午晚些时候和深夜达到高峰。

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支持学生流动的总体援助增加了30%，从34亿美元增至44亿美元。从2015年到2019年，对低收入国家的奖学金援助总额翻了一番，超过了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但如果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都考虑在内，留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奖学金援助的增长。平均而言，每个国际学生在2019年获得的奖学金援助比2006年少。现有的不均衡数据表明，到2020年大幅增加奖学金的目标尚未实现。但与2015年相比，捐助者现在可能会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奖学金，更重要的是，受援国不太可能依赖一两个关键的捐助者。

“人才外流”的概念，即获得奖学金的校友不返回原籍国，正在被对“人才循环”这个更复杂的概念所取代。最近的估计表明，回流移民在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中占很大一部分，而且这些移民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国家认识到，即使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回国的高技能国民，如果得到适当的聘用，也是一种资产。在分析移民政策指数的22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有8个国家保持着正式的人才循环网络。早些时候，对代表世界所有地区、收入水平和政府类型的35个国家的侨民政策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国家维持着某种科学网络，一半的国家对借助奖学金出国留学的学生规定了回报义务。

已报告的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达到国家标准的教师比例最低的地区：学前教育为5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83%），小学为67%（北非和西亚为85%），中等教育为61%（中亚和南亚为78%）。因此，尽管自2015年以来略有改善，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学生/训练有素的教师比率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即使是合格的教师也可能不具备所教具体科目的资格。从事专业不对口的教学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普遍。在参与2018年教学国际调查的至少40个教育系统中，超过10%的初中科学教师没有接受过正式科学教育或培训。数学教师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格鲁吉亚和沙特阿拉伯，只有不到60%的科学和数学教师接受过学科培训，作为其正规教育的一部分。专业不对口的教学引起了公平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有可能成为专业不对口的教师或被专业不对口的教师所教，而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和为弱势学生服务的学校往往更常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对教师工资指标的新估计表明，与国家之间的差异相比，同一国家不同教育水平的教师之间的平均差异通常很小。教师工资指标考察的是教师与其他需要类似资格水平的职业相比的情况。在提供大多数证据的高收入国家，教师的工资往往低于其他行业的同类专业人员（图8）。

图8：相对于其他专业人员，教师在高收入国家的工资相对较低，但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工资较高

相对于其他需要类似资格水平的职业，教师的平均工资，2015-2019年有数据的最近一年

教师工资指标是用来衡量教师积极性的代用指标。但是，正如最近对八个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大量教师缺勤情况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还有许多因素影响着教师的积极性。即使根据教师的自我报告，每周至少缺勤一次的教师比例并不均等，从肯尼亚和卢旺达的不到10%到南苏丹的近30%。教师称自己缺勤的原因是健康（62%）和家庭（35%），其次是天气（尤其是大雨和酷热）、公务和交通问题。

根据未反映疫情影响的最新数据，公共教育支出相当于GDP的4.4%和公共支出总额的14.1%。在有2014-2019年数据的151个国家中，有48个国家，即32%，没有达到《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中规定的占GDP 4%和占政府教育支出15%这两个基准。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3.5%，占政府支出的16%，而高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4.7%，占政府支出的12%。

2019年，对教育的援助仍然停滞不前，为153亿美元。相对于2018年，对基础教育的援助减少了5.04亿美元，而对中等教育的援助增加了2.03亿美元，达到援助总额的20%，高于2005年的12%。然而，当2020年的援助数据公布后，平衡很可能会回到基础教育方面，因为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在2020年拨付了创纪录的10亿美元，以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后果。

在有2014-2019年数据的75个国家中，高收入国家的家庭支出占GDP的0.1%，中等收入国家为0.8%，低收入国家为3.3%。

Image credits:

Monitoring educa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ICEF/Giacomo Pirozzi
Covid 19: UNICEF/Alessandro Potter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Save the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UNICEF/Giacomo Pirozzi
Technical, vocational, tertiary and adult education: UNICEF/Olivie Asseli
Skills for work: UNHCR/Mohammad Hawari
Equity: Caroline Trutmann Marconi/Save the Children
Literacy and numeracy: Ari Vitikainen/UNESC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itizenship: Roxanne Paraiso/UNESCO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UNICEF/Roger LeMoyne
Scholarships: Mohammad Hawari/UNHCR
Teachers: UNICEF/Srishti Bhardwaj
Finance: UNICEF/Miléquêm Diarassou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