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技术多样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作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新当选院长，发表了题为“战争的意义”的就职演说。柏格森日后成为国际知识界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雏形）主席。他指责德国的“机制”和“机械”——这两个词在简短的演说中反复出现。正是由于机制和机械，德国从一个充满音乐、诗歌和形而上学的国度走向了“科学的野蛮”和“系统的野蛮”。

柏格森认为机械主义和技术的发展是引发战争的根源；在19 世纪，“机械工艺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类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得到的技术装备，超过了过去几千年制造出来的工具”。对于人体来说，每台新机器就像一个新的器官，而灵魂再也容纳不下这个不断膨胀的躯体。在柏格森日后发表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1932年）中，也可以看到他对战争的类似剖析。

一旦出现了上述这种不相容，狂妄野心便开始滋长——就像我们在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看到，在今天要求重振某种民族精神的呼声中听到的那样。柏格森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其中一问：“假如这种机械控制了全人类，假如各民族没有实现更加丰富、更加和谐的多样性，而是误入了统一性的歧途，世界将会怎样？”

柏格森认为人造器官将催生统一性而取代多样性，今天的我们对此该如何理解？我们或许没有领悟柏格森这番论点的真谛。如果说人类存在多样性，那并不是因为肤色或种族不同，而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y，其中“noo”源自希腊文“nous”，意思是“头脑”或“智慧”）。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y）则是形成心智多样性的基础，代表着不同文化对于技术的理解和建构方式不同，它的出现带有地方性，并且在不同地方之间始终保持着交流。

技术多样性与心智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二者共同维护着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人为因素对于保持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今天显而易见，特别是我们已经步入了地质学家所说的“人类世”——人类统治地球的时代。换言之，心智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对技术多样性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

出于各种原因，多样性问题近几百年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首先是由于对技术存在的误解，人们往往认为技术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辅助工具。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19世纪下半叶的现代化进程中，东亚诸国是如何自认为可以用本国思想掌握西方技术。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极为相似的口号，例如，“中体西用”（中国）、“和魂洋才”（日本）或是“东道西器”（韩国）。所有这些运动都坚信，东方的思维可以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后者仅仅是工具而已。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只是笛卡尔二元论的变奏。其次，人们还受到广泛传播的实证主义的影响，其理念认为技术是普世的，并且技术的合理性不受时空限制。秉持这种思想，我们或许会说，技术适用于普遍的维度，因为它是记忆的外化和人体器官的延伸。但事实并非如此，局域性和宇宙论始终塑造并制约着我们的技术。

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汉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门的首任负责人（1946年至1948年）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了难解的“李约瑟之问”——现代科学技术为何没有出现在中国和印度，而是只出现在了欧洲？同李约瑟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人们当然可以指出，中国的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在16世纪之前都是领先于欧洲的。但这种说法背离了李约瑟的原意。他认为，将西方与中国的科学技术直接拿来进行对比是不合理的，二者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例如，中医所谓的“气”和“阴阳”无法通过解剖学得到证实，它们属于存在论实体。李约瑟根据自己的生物学研究，用“有机论”来概括中医和中国思想。

换言之，中西文化对于技术的理解和建构方式不同，这就是我所说的“技术多样性”。这种古已有之的多样性从未消失，我们在今天仍需对其加以考量。数字技术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很少有人质疑这些数字产品承载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以社交网络为例，这种技术预先假定社会是社会原子的简单集合，只需通过数据链接，就可以认识和研究人际关系。

这些假说是罗马尼亚裔美国人雅各布·莫雷诺（Jacob Moreno）和德裔美国人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等社会心理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按理来说，若有人进行反驳，马上就能揭露其中的问题，毕竟，任何一位人类学家都不会认同人类社会始于社会原子的说法。然而，各国的几乎所有社交网络平台——包括脸书（Facebook）、沃空塔科特（VKontakte）、微信（Wechat），都在模仿和放大这种模式。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创新的局限性，特别是当创新只注重效率和消费主义时。

今天的技术全球化让人们忽视了技术多样性，将其误解成了全球与局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从而无法去思考“超越身份认同的多样性”。法国耶稣会士、考古学家和神学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中文名德日进）提出了“智慧圈的融合”理论，认为可以将人类进化视为意识的进化，通过发明技术以及向全球各地传播技术，最终形成智慧圈。德日进认为，智慧圈的融合是另一种形式的“基督化”。但我们今天必须补充他的观点，指出智慧圈的形成将伴随着技术竞争和军事扩张，由此诞生的是同质化而非多样化。这就使得多样化只存在于最浅显的层面——民族认同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1年举办了纪念德日进的专题研讨会。

当今世界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泥潭，处处是恶性经济竞争和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更何况我们清楚地知道，要找到全球统一的解决方案难于登天，重拾民族主义更是绝不可取。有鉴于此，我认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再次提出技术多样性问题。柏格森在1914年得出的结论依然成立；随着更强大的控制论机器的问世，这种趋势必将持续下去，而且，如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所指出的那样，新的机器已远超柏格森的认知。柏格森和李约瑟曾经敦促世人，应将寻求和促进技术多样性作为当前的一项核心任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许是唯一能够提出这项议程的机构，任何思想家和学术社群恐怕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涉及保存旧日的集体记忆——出于怀旧或为了应对人类思想的过时，此外还涉及制定新的议程，通过构建科学与文化的方案，以差异化方式来反思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以及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思考未来寻找灵感。这种多样化或许可以为我们打破目前的僵局带来一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