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A. 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在阿塞拜疆，一个联合国支持的项目将更清洁的水和更好的卫生服务带到该国的农村地区。世界银行/Allison Kwesell
千年发展目标
我们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表明，为促进行动而有一个明确的集体愿景，并辅之以衡量进展的针对性指标，这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已取得巨大进展。若干千年发展目标已经落实(见附件)。全球极端贫穷率已经减半并继续下降。就读小学的儿童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儿童死亡人数急剧减少。约26亿人获得了改良饮用水源。用于防治疟疾、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针对性投资挽救了数百万个生命。连贯一致的国家政策与全球协定相衔接，使得非传染性疾病和急性病防治工作取得进展。
然而，在改善孕产和生殖健康、实现性别平等、实现生产性充分就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抑制令人震惊的全球毁林速度和加快最不发达国家普遍进步等方面依然存在严重差距。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滞后相互作用。例如，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是战胜贫穷、饥饿和疾病的先决条件，但在许多方面，实现目标3的进展缓慢。毁林加剧了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并有碍实现其他目标，因为森林资源有助于消除贫穷、粮食安全和财富分配，特别是对农村贫民而言。对区域和国家平均水平的计量会掩盖区域和国家之间及内部的巨大差异。许多领域的进展往往并未惠及贫民和最弱势者。需要采取政策和干预措施以消除贫富之间、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持续存在、甚至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并改善那些因性别、年龄、残疾状况、族裔或地理位置而处境不利者以及遭受多重和交叉歧视者(例如妇女和女童)的境况。
会员国正在讨论发展筹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期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必须落实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无法律约束力文书和全球森林目标以及2014年9月首次世界土著人民大会成果文件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为了加快推进性别平等，需要在《北京行动纲要》20年审查期间会员国商定的6个优先领域内采取紧急行动。信息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距今已有10年，会员国正在审查会议的10项连通性指标和18项行动方针的执行情况，以监测“建立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并注重发展的信息社会”这一核心愿景的落实情况。
还需要采取更大胆和更有针对性的行动，在最不发达国家加快取得进展。如果可行性研究高级别专家小组提出建议，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将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得以落实。将于2016年6月在土耳其对《支援最不发达国家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执行情况进行高级别全面中期审查，这将提供一个重要机会，以加强全球伙伴关系，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结构转型和迅速减贫。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仍 严重依赖官方发展援助，将其作为外部和公共融资的主要来源。虽然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总量可能保持稳定，但最贫穷国家所获款项继续减少，对这些国家的供资分布并不均衡，而且并非总能实现预期的成功影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29个成员中，仅有5个达到占国民总收入0.7%这一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指标，9个达到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目标下限，即把超过0.15%的国民总收入作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所征平均关税明显下降，但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继续阻碍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规定了债务减免，但若干重债穷国再次接近中度至高度债务困扰，一些小国面临严重的债务可持续性挑战，一些发达国家也身负巨额未偿债务。虽然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开始首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但当全球利率升高时，其中一些国家将无力为其借款再融资，可能面临新危机。
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监测加强了有利于提供高质量数据的统计系统。然而，数据缺口、数据质量问题、方法标准合规性、缺乏可监测不同年龄、性别和其他社会类别进展情况的分类数据以及缺乏地理空间信息等问题都是严重挑战。需要作出大量努力和投资，建设可靠的数据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才能支持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直至2030年。
内陆发展中国家继续面临严峻挑战，但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切实进展，尤其是降低了极端贫穷人口比例。2014年11月第二次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2014-2024十年期维也纳行动纲领》旨在解决内陆、偏远和地域制约因素带来的特殊发展需要和挑战。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依然最容易遭受外部冲击，特别易受海平面上升、更频繁和更严重极端天气事件等气候变化的影响。2014年9月，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通过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由于2014年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年，全年开展了许多提高认识活动及其他活动。
可持续发展
2015年为我们提供了使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前所未有机遇。2015年后发展进程和气候进程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贫穷、改善人民生活并迅速转向低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一并落实可为今世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
这一新议程旨在解决现有和新出现的挑战。不断加剧的全球不平等、日益严重的自然危害风险、快速城市化、新的移徙模式和某些人过度消费能源和自然资源，这些问题有可能将灾害风险推至危险程度并造成系统性全球影响。灾害造成的年度平均经济损失估计为2 500-3 000亿美元。正如2015年3月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的雄心勃勃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特别指出，为降低风险而作出的投资在挽救生命的同时还可实现高红利。
2015年后发展议程将借鉴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其他国际商定承诺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补充扩大，引领今后15年乃至其后时期的发展工作，力求消除贫穷并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是一个谋求在与自然充分和谐相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其人权的议程。作为一个新起点，这将是一个载列所有各国的国家和全球责任的全球议程。每个国家对本国公民和国际社会都负有实施该议程的责任。把所有利益攸关方纳入2015年后议程的执行工作，包括监测和审查工作，这对确保所有各级的自主权极为重要。
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拟定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指标将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这些目标雄心勃勃，有可能借以改造社会和调动民众和国家。它们整合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并更进一步，着眼于解决不平等现象以及气候变化、可持续经济增长、生产能力、和平与安全以及有效、负责、包容的各级结构等新挑战和结构性问题。它们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办法。它们均衡抓住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它们还针对每个具体目标和关于全球伙伴关系的一个单独目标阐明执行手段，汇集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行为体，采取真正的统筹办法推动有利于人民和地球的国际发展。
各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了议程的拟订。开放工作组提出了一个重点突出、雄心勃勃的成果文件。工作组创建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由小型会员国组分享席位。我欣见会员国愿意尝试新的设想和办法。这也是最具包容性和“自下而上”的进程，涉及利益攸关方之多，前所未有。这些讨论证实了联合国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召集机构的重要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最近在2014年和2015年工作周期期间，以吸取千年发展目标经验教训及管理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渡为主要议题，帮助会员国转向2015年后普遍发展议程，并为此提供实质性政策指导。去年再次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讨论了新的全球转型议程所涉问题，讨论了如何最好地确保执行议程和跟踪进展，包括通过论坛的作用来审查和跟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着重于“通过创造就业和人人有体面的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专题的整合部分也帮助形成了政策整合意见。这将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新的关键特点。鉴于已奠定的这一积极基础，我相信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政府间谈判将产生一个扎实的普遍议程，供2015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首脑会议通过。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执行需要各国政府作出新的努力，按照拟议目标和指标，加强公共机构，提高其顺应能力和问责制，以期满足提供服务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准备好创建和发展有效、负责、参与型和透明的各级机构，确保切实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为所有公民，尤其是为妇女和女童以及边缘群体提供服务和福利。
要实现这些目标，还必须达成同样雄心勃勃的关于发展筹资、技术促进和能力建设的协定以及普遍和目标远大的气候变化协定。必须寻找更有效调动和分配财政资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其他执行手段的新途径。只有在这些领域齐头并进，我们才能实现更美好的人类未来。
7月13日，我与各国元首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商界领袖、非政府组织和杰出学者出席了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会员国在会上通过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作为会议的成果文件。该行动议程为支持执行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奠定了强有力基础。它为可持续发展筹资提供了一个新的全球框架。它所包含的一项政策纲领促进投资转向全球需求领域，并使资金流和政策与经济、社会和环境优先事项相互衔接。它载有会员国商定的一整套政策行动，以及与公共和私人的国内和国际金融渠道、贸易、债务、系统性问题、科学、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领域有关的100多项具体措施。该行动议程也是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慈善组织的行动指南。在会议场外活动上宣布的可交付成果以及将在今后几个月推出的其他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实现我们的全球目标。这些可交付成果和举措结合在一起，可支持一个重振和强化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行动议程》还为促进发展筹资进程加强数据、监测和后续行动。它建立了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部分的年度发展筹资论坛，其中的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将提交高级别政治论坛供参考。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长期定位的对话期间，各国政府努力确保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联合国系统在执行2015年后发展议程时将面临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对话分析了职能、供资、治理、组织安排、能力、影响和伙伴合作办法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探讨了可进一步分析和采取行动的各种想法，以使联合国发展系统有能力实施新议程。
除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会员国还面临一个历史性机会，有望于2015年12月在巴黎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通过此举，我们将为今世后代建设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公平的世界。为此，我于2014年9月23日主持召开的气候变化问题首脑会议营造了强劲的政治势头并提出了降低排放和增强复原力的先进解决方案。在首脑会议期间，100多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800名金融、商界和民间社会领导人宣布了关于森林、能源、运输、城市和其他关键问题的新的重要行动，公共和私营部门领导人承诺在2015年年底前调集2 000多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用于资助低碳和抵御气候变化的增长。
各国政府在2014年在利马举行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出了《利马-巴黎行动纲领》以扩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并认捐了绿色气候基金首次注资所需的100亿美元。目前的任务是确保项目获批，资金尽快划拨至最需要之处。
《利马性别平等工作方案》也获通过，其目标之一是提高处理气候变化性别层面问题的认识和能力，改进妇女参与情况，并确保气候政策和措施能促进性别平等。
然而，仍需在若干方面取得进展。气候融资对促进行动和建立政治信任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必须界定一个政治上可信的轨道，以实现2009年在哥本哈根宣布的到2020年每年筹款1 000亿美元的目标。必须加强和支持适应与复原工作，特别是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有国家都应提交雄心勃勃的国家文件，详述在2020年以后期间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必须加快从地方到全球的各级行动。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荒废，迅速走上低碳道路将获益甚多。如果要维持不超过2摄氏度的全球升温门槛，所有国家都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分子。齐心协力，我们便能够将气候挑战转变成为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现象、加强可持续增长、改善公共卫生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