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马班库
小说家、记者、诗人和学者，当代法语文学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1966年生于刚果经济首都黑角，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国和法语研究系教授文学和创意写作。2015和2016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院主持艺术创作教席，多次获得国际奖项，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2018年，他的第12部小说《鹳鸟不死》在法国出版。
嘉宾
阿兰· 马班库和他笔下流动的非洲
阿兰· 马班库和他笔下流动的非洲
阿兰·马班库（Alain Mabanckou）在三大洲的陈年往事中寻寻觅觅，借用历史的光芒照进今天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解读殖民史？归还非洲文化遗产的意义何在？小说家在这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位刚果裔法国作家言简意赅地分析了这些问题。
阿里亚纳·普瓦索尼耶 担任采访
您往来于三个国家——刚果、法国和美国，这种安排对您有利吗？
当然有利！三大洲的文化让我有幸看到多姿多彩的世界，而且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流动的非洲”。首先是非洲大陆上的“流动非洲”。我住在刚果时结识了不少西非人，这让我认识到非洲的多样性。到了法国后，我见识了西方世界，也接触了随着殖民和移民浪潮来此定居的非洲人，这是欧洲的“流动非洲”。在美国，当我从一个新的视角回望故乡大陆，另一个“流动非洲”的影子依稀可辨，这是被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放逐的非洲。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几位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切斯特·希姆斯（Chester Himes）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带我走进了纽约非裔美国人的世界。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发起的这场运动彻底颠覆了所谓的黑人思维方式。
这就像是把三大洲的回忆堆积在一起，而我置身其间，希望可以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来读懂明日的世界。明日的世界，将是各种不同文化的汇聚之地。
有人说，新自由主义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霸权，人们甚至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对它提出批评……
说实话，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听起来像是所有的批评工具都被新自由主义腐蚀殆尽了。我还不至于悲观至此。再强大的体系都不可能滴水不漏；有时我们不妨从这个体系的话语入手，通过层层解析来证明它的内里空洞无物。这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就随之成型。难道因为花生有壳，我就拿它没办法了吗？剥开壳之后，我会看看里面有什么，然后再吃了它。
以非洲文明为例。人们过去用西方的思维来构建非洲思想。“黑人精神”运动诞生在欧洲，发起者是在法国留学的黑人学生和加勒比学生。他们当中的一员——来自塞内加尔的诗人和政治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日后进入了法兰西学院。有谁会质疑马提尼克作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在其《返乡笔记》中所传达出的普世价值？又有谁能怀疑另一位马提尼克作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所展示出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力量？这些作家运用殖民体系提供给他们的工具，从内部攻击殖民体系及其恶果。
前不久，您参观了比利时非洲博物馆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说：“比利时人想要书写自己的殖民史。”您为什么这样说？
博物馆和人是一样的。人选择不同服饰是为了传达信息，其中既有符合事实的，又有遮掩真相的。比方说，有人戴了一顶假发，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很漂亮，可当你发现它是假发时，一定会失望透顶！这就像你满怀期待地进入这家博物馆，感慨于馆内布置之精美，最后却意识到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洞的表象。我在里面看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找到在利奥波德二世（Léopold II）统治期间被斩断的那些手臂。
不可否认，这家（刚刚整修一新的）博物馆让部分非洲后裔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能考虑到这点，已经很不错了。法国的情况却大有不同。在那里，只要稍一提及殖民历史，人人都会跳起来，拿出茹费理（Jules Ferry）当作挡箭牌。此人确实支持对非洲进行殖民扩张，但他同时也普及了教育啊！
要是让非洲人来修建这样一家博物馆，由他们来决定馆中的一切，那么观众将会看到白人鞭打和捆绑黑人、掠夺非洲大陆财富、以劳工的生命铺就铁路的场景。参观结束后，我会在社交媒体上写下同样的话：“他们想要书写自己的殖民史。”
在被殖民者笔下，一部殖民史必定有如末日般惨绝人寰，而西方人却只会写出文明教化的情节。若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必须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然而，我们目前只能从各自的角度解读历史。
您是否认为各国应效仿法国，开始将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国家？
我很欣赏费尔温·萨尔（Felwine Sarr）和贝内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关于归还非洲文化遗产的报告（2018年11月23日提交法国总统府）。但我们不妨先等一等，看看实际情况如何。
就归还文化遗产一事，我们又要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这段殖民史？对于这些抢来的文物，法国甚至全欧洲的历史书为什么始终保持沉默？殖民者认为非洲艺术品一文不值，他们大错特错了。今天的人们在解读全球想象力时，会发现非洲是其中缺失的一章。
非洲人只是希望世人都能认识到，遭受掠夺的非洲文化元素同样是全球想象力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假如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画家们没有接触过非洲艺术，历史上就不会有这场运动的名字。在归还文化遗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承认非洲的艺术力量。
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否占据了应得的一席之地？
非洲法语文学出现的时间并不长，甚至还不到一百年，它需要时间来成长壮大。有意思的是，非洲法语文学追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轨迹——以各种细微的维度看待世界，同时还不忘参与关于当今社会挑战的广泛讨论。
您有时会不会认为自己是非洲的代言人？
要是有这种想法，未免狂妄自大。不过，当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包括一些英语母语者开始读我的书，认同并且喜爱书中的内容时，我的确受宠若惊。他们的世界本身就有很多故事，我所做的只是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作为回应。我不希望人们把我当作代言人，这听起来有种基督教式宿命论的感觉。我更想让他们认为，我的书是大家一起写出来的。
您原本可以成为一名律师。1989年，您拿到了奖学金，告别了家乡黑角市的平凡生活，前往法国学习法律。
我的父母希望我成为法官或是律师。南特大学录取了我，我在那里学了一年私法。后来我来到巴黎，在巴黎第九大学获得了商业和社会法研究生学位。
最终，在继续与法律打交道和写作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作家是很容易互相嫉妒的，因此他们会尽量避免竞争。但当我的父母去世之后，我真正感受到了孤身一人的滋味，从此便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留任何遗憾。
您是不是在某一天忽然对自己说“我想写作”？
我高中开始写诗，而且基本上只喜欢写诗。我当时并不知道，写作可以成为一项主业。对我来说，写作有助于缓解焦虑，消除孤独感。我是家中的独子，写作是我的告白方式，我用文字创造出一方自己的天地来对抗现实世界。
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生涯的起点，至于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将是我此生的事业的，我也说不清楚。我不停地写，打算日后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写作。就这样，通过长期的练习，我为自己今后的主要活动，同时也是情之所钟打下了基础。
在199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蓝白红》之前，您发表过四部诗集，您是怎样协调小说和诗歌的？
诗歌是少年浪漫的灵魂，是初恋的萌芽，是在笔端诉说伤情失意的时刻，也是爱上拉马丁（Lamartine）、雨果（Hugo）、维尼（Vigny）或其他浪漫派诗人的瞬间。而且，诗歌在我的祖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我们有奇卡亚·犹坦西（Tchicaya U Tam’si）这样伟大的民族诗人。但直到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刚果作家索尼·拉伯·坦希（Sony Labou Tansi）在1979年发表了《一生，半生》，我们才真正开始认识小说。原来，除了个人痛苦之外，我们还可以描述其他事物。在小说里，思绪不再属于小说家个人，而是属于小说人物。
您的朋友，海地作家丹尼·拉费雷尔（Dany Laferrière）曾经说过，在创作这件事上，“才华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勇气”。要想创作，就必须拿出勇气来吗？
在文学作品中，唯有勇气是读者看不到的。一本小说，一部诗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皆为成品。人们全然看不到作者经受的磨难、痛苦、困窘和疲惫。假如没有勇气，假如不能坚持到底，假如不是情之所至，才华就没有任何价值。
写小说意味着要打磨每个词句，反复推敲揣摩，力求表达出作者最真切的意图。丹尼·拉费雷尔所说的勇气，是痴迷和力量的代名词——作者痴迷于美学创作，在想象的世界中用力量捍卫自己的追求。
在写作时，您会袒露内心的感受吗？
当然！写作，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胆量不顾一切地展现自我。写作不是在公园里散步，而是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脚下是坑洼、泥泞、积水和石块。没有勇气的人会穿上靴子，而作家则会赤着双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哪怕遍体鳞伤。他要完成内心的使命，他要让思想的力量喷薄而出。他做到了！
《信使》谨以本次访谈纪念5月25日世界非洲日。
